中国诠释学的几种思路

创造的诠释学共分为5个层次。第一是“实谓”层次，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为诠释的展开提供较为真实可靠的材料。第二是“意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或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通过语义澄清、脉胳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等功夫，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原典和原思想家的意思，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第三是“蕴谓”层次，考究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或他所说的可能蕴涵的是什么）。这一层面已跳出文本本身，而进入所谓“历史意识”的领域。第四是“当谓”层次，追究原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或诠释者应当为原思想家说出什么）。到这一层面，诠释者的洞见和诠释的力度已完全穿透了原有思想结构的表层，而掘发出更为深刻的内涵，从中显现最有诠释理据或强度的深层意蕴和根本义理出来。第五是“必谓”层次，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或为了解决原思想家未能完成的思想课题，诠释者现在必须践行什么）。此一层面最能体现诠释学的创造性，由不断追问的思维历程之中最终形成自我转化。即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为创造的发展者，从诠释学家升进成为创造性的思想家。

傅伟勋应用创造的诠释学方法，分别解读了《老子》、《坛经》、《大乘起信论》等经典，考察了佛教缘起思想的形成及义理，亦旁及庄子、郭象等古代哲学家思想的分析，往往富有洞见，新意迭出，极具思想的穿透力。

成中英将诠释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本体的诠释”，一种是“寻找本体的诠释”。西方的或古典形而上学体系，均属于前者，就是先有一个本体的概念，然后用来解释外部的世界；而后者是没有任何预设和前置的，只是在反思的过程中形成一套世界观，这个世界观与个人自我观结合在一起，就成了“他”的本体。这个本体是个人诠释、找寻、归纳外在世界的依据，当“境”不断转化时，本体概念的内容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这种本体是动态的“自本体”，而不是静止的“对本体”。

基于对中国哲学本体论的特殊理解，成中英将他的诠释系统划分为两大阶段，一是“本体意识的发动”阶段，二是“理性意识的知觉”阶段。两者合起来共有十大原则。这些原则囊括了对形式与本体、经验与理性的整全思考，构成一个层级累时的有机网络系统。从具体的诠释进路来看，这些原则又呈现为现象分析、本体思考、理性批判、秩序发生等4个阶段。“现象分析”是对杂多的梳理，根据（阴阳）对偶心原理勾联关系，结织整体。“本体思考”是在现象分析的基础上，从本体来掌握整全，以达到完全性的要求。“理性批判”是掌握了本体和现象之后，用理性的方法重予呈现，包括语言的沟通、秩序的建立和综合的了解等等。这也是一个以理性来延展经验，又以经验来范导理性的双向过程。“秩序发生”是在理性呈现的状态下，调适、转化、发展合理性秩序，以使经验和理性的互动达到最大的有效性。一个阶段性（单元）本体就此实现，这为诠释的展开搭起了平台。

黄俊杰教授是当代重要的孟子研究专家，他的《孟学思想史论》（三卷）是迄今最为宏富的孟子学研究专著之一。这部书通篇具强烈的诠释学意识，并提出了一些经典诠释的框架和范式，为中国诠释学的建立做出有益的尝试。黄俊杰将孟子学的研究者区划为两大阵营：一是哲学／观众史的研究进路，二是历史／思想史的研究进路。前者注重孟子哲学体系内的重要观念，围绕性善论、身心关系论、知言养气论等核心思想展开讨论。后者则重视历史或文化史的脉络，将孟子思想放在历史发展的线索中，探讨其思想史的地位及其意义。他认为这两种进路可以在诠释学中得到汇聚，各显其能，相得益彰。与西方近代的解释学传统相比，中国古代的经典诠释更具有强烈的历史性与现实取向，这是中国诠释学的重大特征。发挥中国注经传统中所特有的优势（如诠释者的历史性、问题意识的自主性、诠释的循环性等），发掘古代经典诠释的丰厚资源（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和汗牛充栋的文献），建立中国的诠释学是可能的，而且在现代学术中将大有可为。

通过对两千年孟学诠释史的详尽叙述和仔细分析，黄俊杰归纳出了历史上众多的《孟子》诠释者的三种基本形态：一是作为解经者心路历程之表述的诠释，二是作为政治学的儒家思想之诠释，三是作为护教的诠释。以上三种形态基本上代表了儒家经典诠释的三个突出面相，所以可视为是全部儒家诠释学的几大类型。

黄俊杰认为，透过三种面向的归纳，可以总结出儒家诠释学的一些基本特点。

汤先生分析了中国注经传统中的一些方法，归纳出了中国古代早期经典诠释的三种路向。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以《左传》对《春秋》的注解为代表，在对“事件的历史”进行诠释的过程中，形成一“叙述的历史”。二是“整体性的哲学解释”，以《系辞》对《易经》的发挥为代表。解释者的头脑中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架构模式，然后用这个总体性的模式来调度材料，展开诠解。三是“社会政治运作型的解释”，以《韩非子》对《老子》的论说为代表。《解老》篇大多以法家的社会政治观点来解释《老子》，很少涉及到形而上的层面；《喻老》篇则更甚，干脆直接用历史故事来说明君主成败、国家兴衰之故，完全是政治功利性的。除了这三种解释模式（历史的、哲学的、政治的）之外，先秦典籍中还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有关解释问题的方法，但就诠解的系统性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而言，显然上述的三种解释模式是最为重要的。

汤一介先生强调，“中国解释学”在目前还仅仅是一个设想。真正的中国解释学理论应该是在充分地了解西方解释学，并运用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注经传统作系统的研究，又对中国注释经典的历史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梳理，比较中西注释经典的同与异，然后归纳出中国传统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解释学理论，“中国解释学”的成立才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