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懋征:著名教育家。1939年至194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后在教育岗位上作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一代师表”。
我是在一个教师家庭中长大的,我的母亲孙文景是一个深受学生敬爱的老师。母亲爱学生的那份情感和学生来家看望母亲时他们师生间的深情厚意,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从小就萌发了长大后也要做像妈妈那样的好老师的念头。
1939年我考入北师大数理系,我十分珍惜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我知道要当一名好老师,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更要有高尚的情操。因此严格要求自己,刻苦努力地学习。在老师的帮助下做到了品学兼优,多次获得奖学金。在1943年的毕业典礼上,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像妈妈那样做老师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毕业时,学校要我留校工作,但我坚决要求到小学去从教。一方面我喜欢小孩子,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小学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教育,万丈高楼平地起,我愿意做打基础的工作。学校领导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满怀喜悦地来到北师大第二附属小学(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工作。从此,我在这片乐土上勤奋耕耘,乐教不悔。转眼间60年过去了。
初来附小,我担任语文、数学两科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刚接触小孩子确实有一定的困难。但我在北师大是学数理的,我意识到把数学的一些算理、一些计算方法用在小孩子身上是很见效的。我刻苦练习,努力追求教学的深入浅出,甚至把有的教学内容编成小故事,从而引起了学生很大的兴趣。记得教三年级的时候,我教学生用一题多解的方法解答应用题,同时还引导他们用多种方法进行验算,学生们对此很感兴趣,因而学习的积极性非常高。母校胡梦玉老师带领学生来我校实习,到我的班上听算术课,每次听课后他都表扬我班学生不仅接受知识快、学习积极性高,而且错题少。有一次,我任教的班级数学作业竟一周没有出现错题。胡老师和我商量希望在这个班上试教代数,教科所的刘敬和先生也来了,我们一块试编小学代数教材。于是我这个班从四年级开始增加了代数教学。没想到学生对代数很感兴趣,学习速度快、效果好,全班一周不出现错题是常有的事。每当这时,班干部就抱着全班的作业本到党支部去报喜,受到支部书记的表彰。后来我的这个班在毕业考试时参加北京市统考,结果全班的数学平均成绩竟达到99.47分。
语文、数学两课的教学相比,我在语文教学方面不如数学,尤其是在50年代末期,“文”与“道”如何统一的问题曾一度困惑着我。当时北师大高慧莹、徐仁声二位老师来我校听课,二位老师听课后和我一起就语文教学中如何把握好语言形式与思想内容之间的关系,即“文”与“道”如何统一的问题进行研究。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实践,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门道。拿教《泰山压顶不弯腰》一课来说,课文写的是浙江南堡人民抗洪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跳到水里抢救人民生命财产的时候,一个大队干部一次又一次把抓到的木头推给落水的群众。这句话中的“抓”和“推”两个字很有份量,尤其是“推”字。我向学生强调:这一“推”,就意味着把生的希望送给了他人,把死的危险留给了自己,而且是“一次又一次”,这是多么高尚的品质。这样讲解课文,不仅使学生体会到了文章用词的妙处,同时还让学生理解了作者使用这些词语所要赞扬的崇高精神,从而把语文知识教学和思想品德教育很自然地结合了起来。通过不断钻研、领悟教材,我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语言形式是为思想内容服务的,课文是“文”与“道”的统一,语文教学也应当追求二者的统一。因此我认为语文教育是育人的教育,是培养健康人格的教育,这是语文教师的光荣使命。在1980年小语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我针对当时过于强调语文知识技能从而不同程度地忽视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做了“语言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的发言,尽管这个发言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实践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