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前，闽北南平市林业局高级工程师詹夷生来到山高水冷的建瓯市水源乡温洋村，对锥栗种植大户张其兴说：“我住你家，你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决不白吃你的饭。”
詹夷生的潜台词是“我的技术能让你赚到钱”，但张其兴更信自己的“老经验”。一天，詹夷生上山看张其兴剪枝，一路点评过去，到第16棵树时，张其兴交出了剪刀：“詹教授，你是行家，我服你，我们回头再从第一棵树剪起。”
如今，“榛仙”詹夷生成了闽北榛农竞相追捧的“明星”，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拥。而张其兴作为詹夷生的第一个“追星族”，自己也成了小“明星”。
在大山深处刮起崇尚科技旋风的詹夷生是南平最早的下派干部之一。3年来，南平不断创新完善下派机关干部进村任职制度，搭起农村两个文明建设“一体运作”的平台。文明新风吹遍闽北大地，给广袤的田野山间注入了旺盛的生机。
如何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山区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多年来，闽北人上下求索。他们曾创建了许多传播精神文明的载体，但往往是热闹一阵后便销声匿迹了。与此同时，闽北农村经济进入了转型期，农村经济增长缓慢，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农村人才奇缺，科技推广体系瓦解，基层组织薄弱，干群关系趋于紧张。
市委书记李川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不能游离于物质文明建设之外，新时期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切合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农民群众的意愿。为此，南平提出下派优秀干部进村任职的举措，把大批农村亟需的人才输送到农村，把他们所在单位和部门的注意力引向农村，下移工作重心，破解“三农”难题，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实效。市委、市政府制定政策措施，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下派干部优惠待遇，鼓励他们沉下去，也确保他们下去不给村集体和农民增加任何负担。
1999年初，经过双向选择，南平派出225名科技人员到215个行政村担任科技特派员。这些科技特派员一年期满后，农民强烈要求他们留下来。市委、市政府顺乎民意，目前全市四分之三的行政村活跃着2200多名科技特派员。
科技特派员的“走俏”，促使南平加大了下派力度。2000年6月，市委从市、县、乡三级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近3000名报名者中，选派624名干部到较为后进的村任党支部书记，任期3年，主要任务是为农村基层“带好一个班子、找好一条路子、建好一个机制、打好一个基础”。此外，市委、市政府还有针对性地下派了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流通助理和乡镇长或村主任金融助理。
大批高素质人才群体进村任职，给闽北农村带来了观念的震荡，打破了“三农”工作的“僵局”，两个文明建设互为促进、融为一体。农民说：“过去我们玩，玩得不开心，现在我们忙，忙得很高兴。”去年全市农民收入增长5.9％，名列全省前茅；今年上半年增幅达8％，高居全省榜首，彻底扭转了农民收入增幅多年下滑的局面。
政和县地坪村老农余小弟为儿子办婚事，迟迟不见宾客入席，他叫新郎新娘去看看怎么回事，不料他们也双双“失踪”。许久，一群人从小学校里涌出。原来，大家全都听詹夷生讲课去了。
这是在闽北广为流传的佳话。詹夷生讲课，用的是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农民一学就会，学会就能用。他的课堂总是座无虚席，挤不进去的农民趴到窗台上听，不识字的老汉叫读小学的孙子作记录。
越来越多的“詹夷生”受到农民群众的极力追捧。建阳市童游镇新岭村村民李建美最崇拜“老谢同志”——曾留学日本的葡萄专家谢福鑫。在“老谢同志”的悉心指导下，她去年种下的1亩多巨峰葡萄今年结果，收入10倍于种水稻。闽北种葡萄的农民几乎都知道“老谢同志”，他们追随着这位科技特派员，把葡萄发展成为一个大产业。
干部下派铺设了科技进村入户的绿色通道。3年来，下派干部为农民引进了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推广了一项又一项新技术，举办了一期又一期科技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乡土人才。他们还引入市场规则，个人投入400多万元，与农民建立了350多个利益共同体。
建阳市童游镇赤岸村一片120亩桔柚园种的是人见人爱的名优果，收获的却是长期亏损的“苦涩果”。去年初，科技特派员方金妹与果农黄家辉等承包了这片濒于荒芜的果园。果农怕出资，她四处告贷26万元作为主要股本；春寒抹梢、盛夏套袋等技术活果农不理解、不愿做，她自己带头上山做。一年下来，果园赢利近40万元，方金妹个人分红收入20万元。黄家辉分红5万元，还成了颇有名气的桔柚种植能手。随着这片桔柚园的复苏，闽北桔柚产业枯木逢春，一年中5000多农民自发前来观摹学习，买苗木或穗条。如今，方金妹的果园丰收在望，她注册了商标，成立了为果农提供技术和售销服务的龙头企业———金果开发有限公司。
建瓯市东峰镇井歧村吃喝风盛行，婚丧、建房、生日、节庆都要大操大办，一请三五十桌，一吃三四天，每户年花销三五千元，没有钱就借高利贷。村里老人死了，子女还要做3至7天累人伤财的“功德灯”。
这一切，下派村支书黄长荣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利用自己在村里的威望，苦口婆心引导村民尤其是老人。去年，村民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禁止滥办酒席和禁止“功德灯”的村规民约，数百年的陈规陋习一朝废除，村民欢天喜地，自发送来锦旗：“热心为民”。
下派村支书张庚生所在的武夷山市星村镇枫林村原是出了名的穷村、乱村。多年来，村民在一座风雨飘摇200多年的村庙里求神拜佛、打牌聚赌。去年8月，张庚生提出要改庙堂建书堂，带着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他对当年带头重建庙堂的老人说：“你们求了一辈子神，还不是照样受一辈子穷？过好日子不能靠神保佑，要靠科学技术。”
村民思想一通，张庚生马上发动青年农民义务投工投劳翻新改造村庙，不到10天时间就把昏暗破败的庙堂修葺一新。科学文化书籍和休闲娱乐设施取代了菩萨与神龛，村民学科学、用科学，勤劳致富，蔚然成风。枫林“化腐朽为神奇”的创举在闽北迅速推广。全市先后有20多座庙堂、祠堂成为书堂、学堂和爱国主义教育的课堂；10万多农户搬走了厅堂里的神佛像，挂上了伟人像。
下派干部努力扬弃当地传统文化和习俗。顺昌县元坑镇谟武村村民历来向往“榜上题名”。下派村支书记李嘉兴因势利导，在原有的功德榜和成才榜基础上，增加了表彰村里的好媳妇、好婆婆等的好样榜和表彰致富能手的能人榜。他公开上榜条件，规范上榜程序，每年评选一次，“死榜”变为“活榜”。“四榜”用村民身边人、身边事做典型示范，村民喜闻乐见、见贤思齐。今年6月16日，漠武发生历史上最大的洪灾，几乎所有村民都受灾。然而，村民互相帮助，受灾轻的帮受灾重的，住在山上的帮住在山下的，无一人死亡，无一人受饥寒，无一人无家可归，无一起社会治安案件。如今，南平已有700多个村建立了“四榜”。
信用、信息等现代意识开始在乡村兴起。下派金融助理从评选信用户、建设信用村、打造信用乡镇入手，解决农村金融“失血”问题。邵武市沿山镇上樵村农民欧春荣向邻居借款还掉了信用社790元旧欠，评上信用户后获得小额信贷种植烤烟，今年上半年净收入4200元。武夷岩茶主产地的星村镇天心村被评为信用村后仍不满足，致力打出“诚信牌”，创建“诚信村”。邵武市洪墩镇利用科技特派员组建农业信息中心和各村网站，水口寨村农民“网虫”黄德红利用网上信息年加工量两年翻番。尝到信息甜头的农民争上信息高速路，电脑成了村里姑娘时髦的“嫁妆”。
顺昌县洋口镇白沙村是有名的“上访村”，镇人大代表许流传曾发动全村100多人签名到省里上访。下派村支书余名辉到任时，许流传冷眼旁观，心想：“先看看，不行再告他。”
余名辉从干实事入手，带领党员干部和村民义务投工投劳修建废弃的水渠和破旧的学校，解决了一系列多年悬而未决的难点问题。许流传服气了，他说：“共产党在白沙村的威信是余名辉来了后才树起来的。”在余名辉的帮助下，许流传与科技特派员共建名优苗圃，昔日的“上访大户”成了科技示范大户。
“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3年来，下派干部整顿村容村貌，改善村民生活生产条件，帮助群众修桥、铺路、筑坝、引水、架电、建校，共为民办实事好事2600多件。邵武市金坑乡隘上村饮用水危害村民身体健康数十年，下派支书张承发一到任就想方设法筹集资金铺设了自来水，通水那天，激动的村民每家每户煮上一碗好菜送到村部。
下派干部为了赢得进入村民心坎的这张“门票”，呕心沥血，有的不惜用自己的全部财产担保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小额贷款，他们为农民群众树起了新时期无私奉献的精神文明标杆。
武夷山市洋庄乡浆溪村下派支书余大珍家有残疾的孩子、失业的妻子、瘫痪的老母和年迈的父亲，共产党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毫不犹豫卷起铺盖，走上弯弯山路，为浆溪村数百户村民的事情奔波。浆溪村地处偏僻，通电话和闭路电视成本高达一二百万元。余大珍不请客、不送礼，凭着一颗为村民办实事的诚心，一次次找电信和广电部门求助，终于感动了有关领导，村里只用15万元就办成了两件大事。他的一片赤诚还引来了两位浙江客商投资杨梅种植和加工项目。村民亲切地称余大珍为“跑官”：“余书记为村里的事情跑，把大家的日子跑好了、跑富了，我们欢迎这样的‘跑官’。”
（新华社福州9月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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