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文艺应当为工农兵“即人民”服务的观点。60年过去了，尽管“人民”的内涵发生了某些变化，但文艺“为人民服务”却依然是我们每个文艺工作者必须始终依循的基本方针。
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各行各业的人们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团结、奋进、拼搏、开拓，酸甜苦辣备尝，谱写了一曲曲生命的壮歌，汇成了一部雄浑浩瀚的时代交响曲。作为现实生活反映的文学艺术，可以说一直关注着改革生活的每一具体进程，关注着改革过程中的雄奇和艰辛，关注着改革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巨大变化。但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关注现实生活中处在基层的普通人民群众生活命运及心理情绪的作品较前些年减少了。
应当说，社会生活丰富多彩，人们的审美选择多种多样，无论是从社会还是从读者角度看，都需要有从社会各个层面、各个侧面部切入生活、反映生活的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存在。
问题是，生活在工农业等社会生活第一线的人民群众在整个人民总数中，占据着大多数。这就出现了一种背反：对这部分数量甚大的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活，在我们的文艺作品中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全面、深入的反映，对于他们的心理情绪没有得到尽可能充分的艺术表现；而这些生活在基层中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不仅需要欣赏其他方面内容的作品，更需要欣赏观照、反映其自身生活的作品，以为“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语）。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从文学发展史看，那些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占人口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和心绪的文艺作品才更有可能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应和，才更有可能真正成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民奋争史、心灵史的真实记录，才更能够发挥文艺作品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在杜甫与王维之间，也许王维的诗显得更为空灵和精到，更能唤起读者对一种静谧之美的神往与追求，毫无疑问，在其诗中确也折射了一定时代的心理和情绪；但他与杜甫的诗相比较，则明显表现出胸襟不同，境界不同，审美趋向不同。由于杜诗整体性地表现了一种“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寒士”情结，一种对广大老百姓生活和命运倾注了深切关注和同情的大胸襟和大抱负，因而历来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尊崇，其诗被誉之为“诗史”，其人则被誉之为“诗圣”。不用说，今天作家的胸怀应比杜甫宽广得多，追求要高远得多。因此，我们的文艺家更应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自觉站在时代的前列，全身心地关注并投身到这场可使国家繁荣、民族昌盛的改革浪潮中去，自觉深入工农生活，与其同甘苦，共命运，真实而艺术地反映他们的奋斗与追求，欢乐与痛苦，构筑出堪称一代民族奋斗史的精美艺术画卷来。
这里没有否定文艺家对个人、对身边生活咀嚼、体味，并加以艺术地表达的意思。然而这和正面直接展示作为改革生活主体的广大工农兵群众在改革浪潮中奋斗、拼搏的业绩，通过其奋斗拼搏业绩的艺术描述，写出他们特定的心理情绪与精神风貌，从而深刻地合逻辑地揭示出生活本质的作品毕竟不是一回事。
这就需要我们的文艺家如毛泽东同志60年前在讲话中所要求的那样，“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进入创作过程”。事实上，我们的文艺家也只有深入工矿、农村、军营，深入广大人民群众内心世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心心相印，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艺术地观照人民群众的生活，才能够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生活的艺术精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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