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1945年生于上海。哲学家，作家，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出版各类著作20余种，包括多本畅销散文集。评论界关于他的著述有“诗化哲学”一说。
曾就读上海市紫金小学、上海中学。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周国平：目前中国教育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鼓励天性不够，过分注重知识本身，又过于强调那些实用的东西。
记者：其实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多年来教育改革中大力提倡的，是这些倡导缺乏效果，还是哲学家眼中的“激发天性”和教育上通常的概念不在一个层面上？
周国平：我所说的不是针对启发学习某种知识，是指外延的东西，指人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最开端的那些东西，比如探究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以及在其中所获得的喜悦和满足。任何知识的学习都是从好奇心开始的，一切科学都源于想象，而这些在我们的教育中总是欠缺鼓励。
对一个人的终身发展来说，学习的兴趣和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教育应该让孩子从小就感到读书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从心灵的活泼到智力的运用都要有一种快感，使学习成为一种乐趣和需要，特别忌讳用强迫性学习的目的剥夺学习的享受性质。没有自主学习的乐趣，就不会有长远的学习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教育都可以归结为自我教育。学历和课堂知识都是暂时的，经验证明，一个人最终能否成才，往往不取决于学历的长短和课堂知识的多少，而取决于是否善于自我教育。这种自我教育的能力和运用智力的乐趣、学习的乐趣关系极大。而在这方面，东西方的教育是很不一样的。
记者：你说的这种“不一样”已远远不是具体教育方法的问题了，它所涉及的是教育最本质的东西，是哲学意义上的东西。
周国平：从源头上说就有这个问题。西方文化从古希腊起，对智力运用本身的快乐已非常重视，常常把运用智力本身看成是一种目的。哲学史上就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异，沉思本身是最高的享受；毕达格拉斯发现勾股定理以后，用举行百牛大会来庆祝和分享成功运用智力本身的快乐；德谟克利特也说过，我宁愿去寻求某些现象的因果解释，也不愿去当波斯王。可见西方的传统往往认为智力运用本身就有一种价值，而实用是第二位的。
而在我们中国的传统中，文化的实用品格就比较强烈。我们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科学和民主，但也偏重实用性。其实，西方的科学注重的是科学精神本身，具体的科学成果是这个过程的副产品，在这样的氛围里，科学才会发达。
记者：我想你不是要否定教育近年所强调的应用性知识的价值，而是说教育更高级的意义在于是否能使人拥有真正的精神生活。
周国平：我称它为心智生活。人的智力生活其实包括了智力生活和心灵生活，相对地区分开，前者面向世界，后者面向人生，两者可以合称为心智生活。一个人能否真正拥有心智生活，学生时期的确是关键。特别是青年时代，不但是心智活跃的时期，而且也是心智定向的时期。人如果能够在这个时期通过学习、阅读而过一种心智生活，就会对世界和人生的思索处在活泼的状态。谁也不会天生拥有这样的心智生活，活跃的智力需要得到鼓励，教育的意义正是通过那些使他品尝到了智力快乐和心灵愉悦的学习，把人引导到进入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心智生活之中。用这个标准衡量，我们发现一个民族在文化上能否有伟大的建树，归根到底取决于心智生活的总体水平。拥有心智生活的人越多，从其中产生出世界历史性的文化伟人的机会就越大。我始终认为，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在文化上的主要差距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别处。
事实上，中国的青少年在智力的活跃上丝毫不亚于西方，但是，由于在重实用的环境中得不到鼓励，反而受到压抑，结果就使得很多人还没有来得及成长就已经“成熟”了，我的意思是说，还没有来得及真正拥有心智生活就明智地把它放弃了。天才对教育唯一可说的话是第欧根尼的那句名言：“不要挡住我的阳光。”
记者：你所谈到的都是围绕教育作为“人”的发展和培养这个大概念所必须考虑的一些问题，现在的学校教育在本质上距离这些观念显然还有相当差距。
周国平：在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确实将越来越取决于他如何消度闲暇，而教育的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过去，教育的目标是为职业作准备。现在，教育应该为人们能够有意义地利用闲暇时间作准备。也就是说，应该使人们有能力在闲暇时间过一种有头脑的生活，而不是无所用心的生活。
教育应培养爱因斯坦提到的两个概念，一是“神圣的好奇心”，即探究未知事物的强烈兴趣，以及在这探究中所获得的喜悦和满足感。另一是“内在的自由”，即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如果说前者是每个健康孩子都有的心理品质，那么后者是要靠天赋加上努力才能获得的能力。在一切伟大的精神创造者身上，都鲜明地存在着这两种特质。因此，学校教育的主要使命就是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对两者都予以鼓励，最低限度是不要去扼杀它们。（摄影：侯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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