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结晶。实行法治、依法治国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法治”这样的问题，可以从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分析中得出肯定的结论，即社会主义国家既然是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必定应是实行依法治国的法治国家，否则就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偏离、背离。社会主义国家是真正的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国家，是真正民主的国家。人民当家作主，掌握国家政权治理国家，就是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的程序选出人民的代表，形成能实现自己利益的管理经济、政治、文化、外交等各项事务的意见，并把这些意见上升为法律，取得人人必须遵守的效力。它要求一切公民、社会组织、特别是具体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公职人员和领导干部，严格依法办事，否则人民当家作主就会落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国家由其本质所决定，不但是真正民主的国家，而且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法律体现人民的意志。而依法办事就是依人民的意志办事，所以实行依法治国、维护法律的权威，使之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所决定的。
法治的真谛在于保障和促进民主，而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其实质在于用保障和促进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和自由，来为其所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服务。
1947年，当黄炎培先生在中国革命的胜利凯歌声中发出感慨说：“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地方、一单位乃至一国，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新路，这就是民主。他又说，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民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黄炎培：《延安归来》，载《八十年来》，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8—149页）的确，跳出“人亡政息”这个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是让人民起来负责。但怎样实行民主？怎样让人民起来负责呢？在人民还必须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委派的官员管理国家事务的情况下，如果这些代表、官员不向人民负责，人民怎能负起责任呢？“文革”的教训，使我国人民深刻认识了一个道理，即：治国必须有法，民主建设必须与法制建设相结合，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体现和保障。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民主、法治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把依法治国确定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至此，社会主义国家也要实行法治的问题，才从理论上获得最终的确立。社会主义与法治的结合，不仅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人类积累的有价值的法律文化的极大丰富。社会主义找到了依法治国，就找到了人类文明积累的治国的最佳方略；依法治国服务于社会主义，就走上了保障和促进社会进步的金光大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