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总书记在“五三一”讲话中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他还指出，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工作路线，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本文中我仅结合个人的经历，就中国共产党“坚持执政为民”这一点谈谈我的点滴体会。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从我4岁起就教我读唐诗，6岁起读《古文观止》、《资治通鉴》，从小培养了我对祖国历史文化、锦绣河山、炎黄子孙的热爱。由于我自小酷爱文学，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男子中学读初中时就已开始阅读巴金、茅盾及鲁迅的作品，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及不公平的旧社会有一种朦胧的反感。1948年随父母迁往香港后，进入了香岛中学，受到了进步思想的熏陶，对港英政府的殖民统治十分反感。1950年我在香港秘密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在组织的安排下，我一个16岁的少年提着一只手提箱，独自一人由香港返回内地，进入由叶剑英兼任校长的革命干部学校——“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当时我的工作主要是联系珠江上的船工，他们是解放前备受压迫和轻视的“贱民”。我满怀纯真的热情，打着赤脚、划着舢板，穿梭于江面上的一条条民船之间，向船工们宣传热爱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组织他们参加“三反”、“五反”，教他们唱歌识字，听他们诉说辛酸的过去，和他们一同感受解放的喜悦，全身心的投入换来了船工们的淳朴友情。直到今天，每当我回忆起这段难忘的经历，一股暖流仍会从心中蓦然升起。
解放初期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我们省总工会的干部实行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两万元（相当于新人民币两元）的零用钱，但是由于党在群众心中的崇高威信，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以及对新中国前途的美好憧憬，鼓舞着大家努力工作，这种精神的力量是任何困难都难以阻挡的。
1952年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大批干部，我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学习，两年后因院系调整而转到华东化工学院，毕业时获得了成绩优秀的奖状及奖金，并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在党的“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下，我们一群年轻人几乎每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10点都“泡”在实验室里工作和学习。在1960年—1962年的困难时期里，尽管生活条件很差，有一些人得了浮肿病，但由于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大家都对党的领导充满信心，仍旧坚持努力工作和学习。
1960年，我这样一个仅有技术员职称的25岁的年轻人被破格提升为一个有近百人的研究室的副主任。不料正当我风华正茂，雄心勃勃，极力想干一番事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浩劫降临到了我的头上。尽管我在这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感到茫然，但每当有人要逼迫我承认我离开了富裕的家庭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是“别有用心”时，我都坚决予以否认，因为我不能容忍我报效祖国的纯真志愿受到这样的污蔑。
由于“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倒行逆施，使党的威信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拨乱反正以后，我有幸在1980年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亲耳聆听邓小平的讲话。他首先就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使我感到耳目一新。我从他的讲话中感受到他思想的深邃和对人民的热爱，也使我看到了改革开放的美好前景。
1981年，我得到了赴美进修的机会，尽管当时我是化工部科技局主管无机盐专业的工程师，在同行中已小有名气，但经过深思熟虑，我决定改行学管理。因为我感到中国科技虽然落后，但管理更加落后；而且没有好的管理，再优秀的科技人才也难以发挥作用。在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以后，我获得了一年的奖学金，克服了在语言、专业、生活等方面的重重困难，在15个月内取得了MBA学位。
由于当时国内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比美国差很多，有些亲友希望我留在美国；有些访问学者劝我和他们一样争取留在美国工作；我所在的管理学院院长也鼓励我继续攻读博士，愿意提供财力支持，并为此给化工部部长去了信；也确有一些美国公司主动请我去任职。面对这诸多的选择，我想起了范仲淹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想起聆听邓小平讲话时的心情，便毅然决然地整装回国。
回国以后，我凭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工作，刻苦学习，并积极参加软科学和管理科学界的活动，在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于1994年被任命为化工部的副部长。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我于1995年初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并于当年年底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6年年底当选为主席，199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走上从政道路以后，在与江泽民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触中，我深深感到他们坚持执政为民的精神。江总书记曾亲自主持过多次座谈会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意见，内容包括农业、国企改革、党风建设、西部大开发、“十五”计划等各个方面，江总书记不仅认真听取和记录我们的意见，而且在插话和总结讲话时做出了许多重要的指示。
记得有一次当江总书记在座谈会上听到西部有些农村还听不到广播时，当场指示要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会后他又连夜给有关领导同志写信强调此事。有一次当他听到下岗工人生活困难时，就强调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在听取了我们对党风建设的意见后，他要求文件起草组要尽量采纳。当我接到起草组的来信，说明我代表民建中央提出的意见有5点被采纳时，不禁令我感到责任的重大。
在今年春节前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谈到我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民族资产阶级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成就。他们当中目前有部分人因年老体弱，无子女或子女收入低，生活相当困难，建议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中予以照顾。江总书记等领导同志当场表示赞成，并迅速使问题得到了合理的解决。
从上述事实中我感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由于历史的机遇成为一个参政党的领导人，一定要认真地为祖国和人民的利益参政议政，要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要按照“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精神，努力协助中国共产党不断在实践中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更好地体现坚持执政为民的本质，始终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