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秋之交，达利展再一次来到中国，在北京中华世纪坛一展就是三个月，而且是以300多件作品的规模、大型经典雕塑为主体的展示，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次视觉冲击。
达利素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旺盛的创造力著称。他是大师级的美术家，从不固守某种创作形式，几乎涉足了美术的一切领域（包括使用的材料）：从神秘的雕塑到实用的家具，从大型油画到戏剧舞台的布景服装、文学作品的插图装帧。达利永远是个谜，要想完全破译他的艺术语汇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连他自己的言说都未必能尽解其味，可意会而难以言传，可神交而难以阐析，只有在不断接触揣摩中，才能逐渐走近他那意识与潜意识相交融的梦幻世界。无论我们如何评价这类疑云密布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能把遥远的陌生变为亲近的熟悉，总是中国人的大幸，中国文化的大幸。超现实主义在西方早已退潮，对我们而言，邯郸学步肯定是荒唐可笑的，以宽阔的胸怀直面这一20世纪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造型艺术大师，不论对激发专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还是对拓展普通欣赏者的思维空间，都是大有裨益的。
这是一次成功的“引进”。组织者在商业化的运作上也是下了功夫的：精美的画册、装饰画、工艺品等等都较之过去的美展有了更为充分的准备。这是符合当代市场意识的。但美中不足的是，有些法国大作家的译名出现了本不该出现的笑话，如把《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译为弗朗西斯·拉伯雷；我国通译为拉封丹或拉封登的寓言作家让·德·拉封丹译为珍·德·拉·芳丁；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6世纪七星诗社的领袖人物龙沙竟被译为日萨德，即便是不顾约定俗成的音译，也相去甚远，使人不知所指。作为一个高规格的国际性展览，如果再认真、严谨些，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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