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民自古以来就对战争及相关问题与民族存亡的关系有极其深刻的认识。古代的《孙子兵法》开宗明义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军事战略和政治、经济、外交、法律手段一样，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手段。它作为国家实现政策的工具之一，其有效性不仅来自军事将帅的运筹才能，更取决于全体人民对国家军事安全的认识水平和自觉精神。
自古治国之道包括“固本”与“兴邦”之策。用一句现代话讲就是“国家安全与发展”问题。国家安全是其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又为国家安全提供物质手段。二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然满足两个最基本的需求：其一是国家生存安全需求；其二是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国家、民族的生存安全是第一位的需求，是首要的利益。只有生存安全有保障，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当生存安全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发展的需求就逐渐上升为国家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既要满足人民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追求，也要满足国家和人民不断增长的安全需求。发展的目的也是为了获得更多、更可靠的安全保障。国家越发达，它所获得的安全保障就愈加坚不可摧。因此，从根本上讲，治国之道也就是围绕如何更有效地保护国家民族的生存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如何更好更快地实现国家的综合实力的发展。
国家战略包括政治战略、经济与科技发展战略、经济与科技发展战略、外交战略、军事战略等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治国之道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就体现着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之间的关系。简而言之：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战略总体目标的实现需要军事战略提供必要的强力保障；国家战略为军事战略提供指导原则和目标，而军事战略的目标和实践必须服从并服务于国家战略。
军事战略运筹的结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离开了正确得当的军事战略，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也就无从谈起。因此，依据国情国势制定正确的军事战略成为国家和平发展、民族繁荣昌盛关键之所系。正确的军事战略不仅在战时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而且在平时还能确保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为国家赢得更多的利益；错误的军事战略既可能导致国家在战争中失败，其后果可能由此引起一个国家走向衰落，延误一个民族的发展。
由此可见，军事战略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衰是多么的重要。历史上，因为军事战略得当或失当而引起国家、民族兴衰的史例不计其数。罗马帝国、奥匈帝国、拿破仑帝国把单纯的武力征服世界作为其国家战略目标。少修内政，过度整军修武，征战扩张，成为它们一个个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今中外的战争史实证明：首先，在有国家存在的任何历史条件下，军事战略是国家达成政策目标和维护其现成利益不可或缺的必要工具；其次，军事战略运筹必须合理得当，既体现时代发展的潮流，又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需求。
军事战略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追求目标，但同时又是另一种更大目标的实现手段。这个更大的目标就是国家的政治（或政策）需要。军事战略目标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国家政策目标的指导和制约。拥有西方军事战略家鼻祖之称的克劳塞维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确定军事战略目标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国家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军事建设和国家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既不能黩武，更不能废武。这两个方面的许多史例，给我们处理军事战略与国家经济发展计划的关系留下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我国党和军队领导人依据新的国际局势和我国的社会制度、文化历史传统，制定了既符合当代时代潮流，又可以满足国家军事安全需求，而且独具中国特色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并把战略方针确定为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我国军事战略作为治国之道，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振兴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军建设在新军事战略的指导下，正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按现代战争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提高着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打赢”能力。但是，必须承认，我军与世界一流军队在技术装备上存在着较大差距，弥合这种差距还需要相当一个时段的艰苦努力。现阶段保持我国军事战略强大威力的基础仍是人民战争理论与实践。
尽管今天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竞争愈演愈烈，但战争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第一杀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本质依然毫无改变。我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国际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构成我国军事安全的主要威胁。在这种境况下，国民如果还普遍抱有浪漫的和平主义情怀，没有居安思危的思想准备，这将可能对国家的安全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记得一位著名军事战略思想家曾指出，如果一个民族缺少国防忧患意识，疏于戒备，其遭受灭顶之灾也就无可鸣冤叫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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