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研究中国思想史所得的结论，虽有时带有形而上学的意味，但归根到底，它是安住于现实世界，对现实世界负责；而不是安住于观念世界，在观念世界中观想，所以我开始写《两汉思想史》时，先想把握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大纲维，将形成两汉思想的大背景弄清楚。而两汉政治社会结构的特色，需要安放在历史的发展中始易著明；因材料及我研究所及的限制，便从周代的政治社会结构开始。
西周是奴隶社会？或者是封建社会？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此一问题的解决，是把握中国古代史的关键。但下述两种态度，我认为在作学术性的讨论时，首先应加以避免：
第一，把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作为一定的模型，或者以若干原始部落的情况作为一定的模型，而将我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一一加以比拟，由此得出简捷的结论，这种方法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不否认西方古代社会及原始部落社会的情形，对我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有其启发性；但这只是一种启发性而已。若超过这个限度，必求比而同之，即会走上牵强附会之路。
第二，拿定一二人的著作，当作永远不变的经典；研究结论的价值，必以与此种经典的说法是否相符作判断，这种方法更值得怀疑。我们首先得承认任何人的知识，都要受到时代及环境的限制。其知识可以应用的范围，也自然有一种限制，而有待于后人的修补。有通贯古今中外的道德精神，但绝没有通贯古今中外的行为格式。有通贯古今中外的求知精神，但绝没有通贯古今中外的知识结论。
把殷代看成是奴隶社会这个定于一尊的结论，大概是由郭沫若在1972年《考古》5期上所刊出的《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所奠定的。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中说：
殷代以前的夏代，尚有待于发掘物的确切证明；但殷代是典型的奴隶社会，已经没有问题了，殷代祭祀，还大量地以人为牺牲，有时竟用到一千人以上。殷王或者高等贵族的坟墓，也有不少的生殉和杀殉，一墓的殉葬者，往往多至四百人。这样的现象，不是奴隶社会，是不能想象的。
我认为以人为牺牲及以人殉葬，乃处于古代野蛮的信仰，再加上王权的横暴。仅有野蛮的信仰，而没有王权的横暴，不会以大规模出现；仅有王权的横暴，而没有这种野蛮的信仰，则横暴可以发泄到旁的地方去，有如汉代几次大冤狱，每次杀戮数万人；党锢之祸，一网打尽了天下的善类；高洋却喜欢把女人的腿砍下来堆积得高高的。如此之类，历史中数不胜数。但与奴隶社会没有必然的关系，不能用殉葬和人牲来论定殷代即是奴隶社会。若以这两件事与奴隶社会有必然的关系，则进入周代，即没有出现这两件事，岂不恰好证明周代不是奴隶社会吗？
关于殷代社会的性格，我不能提出积极的论断，所以宁愿采取保留的态度。但周代，则有《尚书》、《诗经》、《左传》、《国语》以及由孔子到先秦诸子百家的许多典籍。由这些典籍的相关资料来作客观的理解，它是中国本土型的封建社会，至春秋中期后渐次解体，这是可以断定而毫无可疑的。
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一种大的演变。演变的根源，应当求之于政治、社会。尤以大一统的一人专制政治的确立，及平民氏姓的完成，为我国尔后历史演变的重大关键；亦为把握我国两千年历史问题的重大关键。江藩著《汉学师承记》，以“各信师承，嗣守章句”，为两汉学术的特色。以乾嘉时代声音训诂考订的学风，为“汉学昌明，千载沈霾，一朝复旦”。自是以后，谬说相承积非成是；而两汉学术的精神面貌，遂隐没于浓烟瘴雾之中，一任今日不学之徒，任意涂传。所以我在几年前，发愤要写这部《两汉思想史》。
《两汉思想史》
徐复观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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