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史说略》书虽不厚，却是体大思精之作。这部书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文献的《十三经》、《二十五史》（《二十四史》加《清史稿》）逐一介绍。执笔的二十几位学者，都是学养甚深的专门名家，堪称一时之选。全书各篇，既有系统的叙述，又有独到的见解，在行文上更注意深入浅出，便利学人。
古代学者对经史一贯推重。不少人自立课程，规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坚持多年不废。这表明经史是当时文化的基本内容，为有教养的人所必须掌握了解。今天我们的教育已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如想认识传统的历史文化，还不能不对经史有概要的理解。《经史说略》一书就是为适应这种需要来设计的。
“经”在先秦时期已经存在。“经”字的本义是布帛的经线，经线贯穿于整幅布帛之间，从而“经”引申而有常、本的意思。被尊为基本典籍，常相传授的书，便叫做“经”。诸子作品也有称“经”的，不过这些文献，即使在当时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尊崇，真正称得上是“经”的，只有《六经》。
《六经》见于战国，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庄子》的《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可见《六经》不是儒家所特有。
曾有学者以为《庄子》等记述或系晚出，战国时的“乐”本来没有成文，质疑是否有《六经》存在。最近，在荆门郭店楚简里发现了《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名，次序与《庄子》等全然一致，这种怀疑便消除了。
秦火以后，《乐经》亡佚，汉朝只有《五经》立于学官。到唐代，《礼》有《周礼》、《仪礼》、《礼记》，《春秋》有《左传》、《公羊》、《梁》，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宋明又增添《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
经被宣布为神圣不可侵犯，像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就讲：“经禀圣裁，垂型万世，删定之旨，如日中天，无所容其赞述。”事实上，历代学者的注疏诠释，还是各抒己见，顺应时代的潮流，疑经、改经的事例也复不少，使经学有了丰富多彩的内涵。无论怎样，经在历史上的影响十分重大，不了解经与经学，实不足与言中国学术文化的流变。
和《十三经》类似，《二十五史》的形成也有相当复杂的过程。《二十五史》以西汉司马迁《史记》居首，然而中国修史的起源要更古远得多。我们看商代甲骨文已有“史”这一职官，又称“作册”，专司文书记述之事。西周史职分工更细，金文如史墙盘详叙国史，史惠鼎引据《诗》文，都可看出当时史官的博学。至于《左传》、《国语》所载东周各国史官秉笔直书，不畏强权，尤其是众所周知的佳话。直到秦朝，法律仍然规定不是史的儿子不准去培养史的学室读书。司马迁也是继承父业而任太史令的。此后公私修史，历代不绝，《二十五史》正是这一传统积累的主要成果。
在目录学上，《二十四史》称为“正史”。《四库总目》认为“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广泛流行的《书目答问》也主张“事实先以正史为据”。这些正统的看法自然带有偏见，贬低了所谓“别史”、“杂史”等的作用。不过《二十四史》中，有的如《史记》、《汉书》等是不朽名作，就是《宋史》、《明史》之类，也属集体撰修，取材宏富，规模恢远，仍为研究者所必读。
我们不能要求人人都通读《十三经》、《二十五史》，但是希望大家对这两部最重要的文献有基本的知识，而且知道在需要的时候怎样去阅读和使用。《经史说略》正是帮助读者取得这方面知识的良好指导。（本文为《经史说略》一书序言，有删节。）
《经史说略》
北京燕山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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