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启德心血管病生理学家。长期从事心血管基础研究。1997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
当前浮躁的学风有其社会基础、历史、思想与制度根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克服浮躁学风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从眼前一点一滴做起。在此，我仅提一个倡议，就是：“让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实验台旁”。
我遗憾地看到，有相当一批中青年学者过早地离开了实验台。我们有些留学回国人员，在海外取得学位，完成了博士后的训练，在回到国内的实验室后受到很大重视。学校为他们提供实验室条件与启动基金，给他们配备助手，在招收研究生方面也给予倾斜。他们很快，并且自认为理所当然地当起了“老板”，而“老板”的任务似乎就是去定计划、争资金，作报告，指挥学生，修改论文。他们越来越少甚至停止亲手做实验。实际上，不仅是留学归国人员，我们不少完成国内博士或博士后学业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年轻教师，也觉得没有研究生干活无法进行科研。这股风似乎越来越盛，学者们在实验台旁的时间越来越少，离开实验台时的年龄越来越早。以致在不少实验室里，好像永远只看到研究生在工作。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
回顾科学史，绝大多数重大科学发现都是科学家在亲自实验中得到的。而这些意外所见只对有准备的头脑有意义。本人不亲自做实验，不亲自观察，很多这样的机会就会白白地丢失，这是其一。自己不亲手做实验，实验技术就越来越生疏，当下属或研究生在实验中遇到技术困难时，就不会有能力帮助他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这是其二。最后，不直接接触研究对象，长期从书本到书本，从数据到数据，就会对科学问题失去直觉和灵感，创造力将由此枯竭。回忆我自己的经历，最具创新力、最出成果、效率最高的时期，是我带领少数几位年轻人并亲自动手做实验的那几年。环顾周围，也大致如此。
如果扩大到临床领域来看，道理也一样。记得吴阶平院士曾向大家介绍自己学习临床的经验。他在年轻时，对每一位阑尾炎病人，从术前病史、症状、体征、各类检查，到手术过程，到术后病理检查都作详细记录并仔细琢磨，他发现没有一例病人是相同的，从中积累起丰富的经验。当年肾结核病人很多，他也坚持这么做，最后发现一侧肾结核可以引起另侧肾积水，这一发现挽救了很多病人的生命。
过早离开实验台，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客观上讲，基金申请过程繁复，得到基金后又有搞不完的检查、评审与写不完的报告；刚刚得到一点成绩，又要求报奖，层层报，重复报；科研资金管理死板，仪器试剂定购手续繁琐，杂事丛生；非业务会议过多，特别对小有名气的学术骨干，各种各样的会议数不清，道不明，推不尽。种种事情落到一个人头上，剩下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从主观上讲，还是一个对科学的追求问题。如果从事科研活动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出于对研究对象的浓厚兴趣与强烈的好奇，那么外界干扰再大，也还是能潜心研究，始终不离开实验室的。
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曾在1918年北大开学典礼的演讲中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要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不错，我们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已经有一点资格了；但希望大家时刻不要忘记，我们要的不是资格，而是学问，而学问是需要自己一点一滴地做出来的。让我们大家多亲自动手做些试验，多花一些时间与精力在实验台旁。这样我们的浮躁就会少一些，学风就会好一些，科学发现就会多一些，学问就会长得快一些，为什么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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