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32年冬，经过戈公振、邹韬奋先生的介绍，开始帮助李公朴先生工作的。
那时，李公朴刚从南京来到上海。在左翼文化的影响下，他站在时代的高度，创办了《申报》流通图书馆和《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流通图书馆设立了读书指导部，由地下党员艾思奇、柳是、夏征农等同志负责，在《申报》上开辟了一个“读书问答”栏，有计划地解答读者提出的问题。那时，我帮李先生做收集有关资料，拟写章程等工作，后来正式当李先生的秘书。我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到读书指导部和“读书问答”栏的建立，是一个比较有远见的创举。这不仅因为它通过解答读者的问题，引导大家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学习、工作和生活，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加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而且从许多来信中可以看到由于“读书问答”栏抓住了青年追求真理、学习向上的要求，确实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有着比较深厚的群众基础。
这当然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嫉恨，他们在反革命文化围剿中，企图把“读书问答”栏连根斩掉。但是李公朴和艾思奇、柳是、夏征农等却从另一个角度对“读书问答”栏也感到不满足，因为它已远远不能满足当时抗日救亡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所以他们决定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由李公朴主编，艾思奇、柳是编辑，我也协助做了一些工作。《读书生活》从1934年11月创刊，发表了大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文章，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进行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通俗化的尝试，传播了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知识。这个刊物和《大众生活》等许多进步刊物一起，对青年的思想启蒙起了巨大的作用，引导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一二·九”运动爆发的前夕，李公朴因骑马摔伤了手臂，住进了医院，并仍在医院坚持工作。我常去陪他住院，协助他处理一些工作。我们谈起群众迫切需要革命歌曲，李先生鼓励我说：“我赞成你好好收集材料，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让全国大众都怒吼起来，这对于推动救亡运动，该有多大意义啊！”在他和地下党员孙师毅同志的支持下，我大力收集所有反映现实、唤起民众、有抗日救亡意义的歌曲，编辑了《中国呼声集》，李先生代写了序言。1936年7月初版15000册，很快销售一空。10月，又再版增订本15000册，也一扫而光。这个歌曲集的出版，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不久就被禁止查抄。后又改为《民族呼声集》，仍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秘密发行。
1935年，国民党政府继续执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妥协投降政策，国难日亟。5月，日本借口《新生周刊》发表的《闲话皇帝》一文“侮辱天皇”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新生周刊》主编杜重远。国民党当局屈从于日本的压力，查封了《新生周刊》，逮捕了杜重远。李公朴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气得肝胆俱裂！那天，我见他脸色铁青，在书房里直转圈子，嘴里骂着“太卑鄙无耻了。”还说：“一定要抗议！”他和文化界的朋友们商量，决定在开庭时大闹法庭，公开进行抗议。7月9日，法院审理那天，我带着传单，与李公朴和张曼筠一起到了法庭，庭长怕闹事，谎称延期开庭，待李公朴等离开时，又临时宣布开庭。但李公朴早已料到这一着，临开庭时，又及时赶回法院。当法庭宣判杜重远违犯“敦睦邦交”罪，判处十四个月监禁不得保释时，杜重远大呼：“中国人不做亡国奴！”李公朴和我也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立时，抗议的口号声响彻法庭内外！抗议的传单满天飞舞！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的审判成了在法庭上的一次抗日集会，震动了整个上海！
1936年2月7日，日商大康纱厂工人梅世钧被日本监工毒打致死。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悼念梅世钧大会，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上海广大工人、学生、爱国同胞更是群情悲愤，准备抬棺游行抗议。李公朴得知这一消息为避免无谓牺牲，马上告知大康纱厂工人停止抬棺游行，并让我带去一百元钱，转交梅世钧家属，表示慰问。为此，李公朴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同时派两个人先后观察我的行动，如遭敌人伤害或被捕，以便回来报告。当我赶到大康纱厂时，纱厂已全部被日军严密封锁，厂里的工人只许出，不许进。在十分为难的情况下，我急中生智，找到一位刚出厂的老工人，并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请他立即将信和钱转交梅世钧家属，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7年8月初，上海戏剧界正在南市蓬莱大戏院公演话剧《保卫卢沟桥》，忽然，李公朴出现在剧场里。他是刚从监狱里出来不久，特意来看望大家的。他当场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剧场里，群情鼎沸，掌声、歌声、口号声不断，出现了感人的高潮。
李公朴出狱后不久，就决定同柳是、桂涛声和我一起去华北前线做抗战宣传和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在太原，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意见，李公朴参加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任委员和宣传部长。同时，在周恩来同志的支持下，李公朴与桂涛声、柳是、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彭雪枫一起商量，决定以救国会的名义创立“全民通讯社”，由李公朴担任社长，日常工作由八路军办事处领导。1937年底和1938年4月，在山西临汾和陕西西安先后见到李先生，他仍是那么风尘仆仆，为抗战教育及推进统一战线工作四处奔波，一直到1939年李先生率领抗战建国教学团到晋察冀时，他还专门找到西战团的驻地来看我，我们才又见了面。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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