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科研机构，相当多的实验数据未经单位系统整理和保存，部分是由科学家本人保存的。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过世，很多宝贵的资料已无法收集——
眼看着有价值的东西在迅速流逝，自己却无能为力。张柏春和他的同事们深感痛苦。
“我曾经采访过物理学家王守泰先生。近90高龄的他一口气和我谈了8个小时。他回忆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制造业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他的讲述对我们反思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很有价值。事后，当我想进一步了解有关情况的时候，没想到老先生已经作古。”说到这里，张柏春有些伤感。“这样的遗憾，我们经历得太多了。”
作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张柏春和王扬宗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首席科学家。在很多同行眼里，该项目的启动，意味着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一次重要转向。“在国外，科学技术史界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近年来更关注科学和技术是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当然也不能仅局限在‘我们的先民在古代取得了哪些科学技术成就’上。就中国的发展而言，近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几乎是从零起点上实现了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一飞跃是如何发生的？哪些学科已经建立了、哪些还未真正建立起来？探索这类问题，对于理解中国科学技术乃至整个社会的状况和发展，是很有意义的。”张柏春说。对专家们而言，近200年来风云激荡、急速变化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正是研究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互动、外来科学技术与本土文化碰撞和融合的独特背景。为此，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来自国内10个科研院所、11所高校的70多位研究者参与了该项目，开始了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的专题研究和资料建设。
尽管目前该项目的进展基本顺利，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有更宏伟的学术目标：以该项目为契机，建立起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资料中心，为今后所有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专家学者和政策研究制订者，为国内外近现代史研究者打造一个坚实的学术资料平台。对此，张柏春坦言，他们在资料的搜集和征集方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首先，一些单位不健全的档案制度大大增加了他们收集资料的难度。过去，在许多科研机构，相当多的实验数据未经单位系统整理和保存，部分是由科学家本人保存的。因此，随着老一代科学家的过世，很多宝贵的资料被当作废品扔掉了。其次，不少单位在清理、处理陈年档案时也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资料流失。此外，各国家机关重视的档案材料很少涉及包含科学史价值的资料留存。为此，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综合研究项目的各课题承担者奔走于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甚至在旧物市场上寻觅着各种有价值的资料。
“只要在档案里，我们总是可能找到的。我们更担心的，是那些从没有发表过的资料、不被当作值得保留的文献和实物、甚至没有留下文字仅存在老一代科学工作者头脑中的珍贵记忆。如今，一些老科学家还健在。他们中间有很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了解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我们要争取他们的支持和配合。”这是该项目内同事的共识。然而，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些令人痛惜的经历。“我们从今天的档案资料上知道，1950年，北平研究院化学所被撤销曾在中国化学界引起过激烈的争论，但人们为什么反对撤销这个机构、有哪些理由，从档案中已经看不到了。我想，作为当年受中科院委托接管该所的一位老科学家应该最清楚当时的情况。但是，当我今年2月赶到他的单位才得知，他已经住院二三年了。在病床上，受病魔困扰的老前辈虽然能听得懂我的问题，却已无法完整回答了。”张黎副研究员的这种遭遇，很多同事都曾经历过，那种深深的遗憾，冲淡了他们以往收获的喜悦。
目前，张柏春、王扬宗负责的项目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单靠目前的课题，他们所联系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太少，所掌握的信息还非常有限，搜集资料的范围太窄。“我们不知道哪些老先生们手中有哪些资料；对于有些资料，如果不知道相关背景，即便放在眼前，我们也不好判断它的学术价值。”他们急需更多的科学技术专家或其家属能主动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项目组联系，提供相关资料和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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