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一向高度重视德育，不赞成对学生“教而不育”，他说：大学的目的在于为国家、为社会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之人才。在每学年入学和毕业典礼上他都告诫师生：“大学是社会之光，不应随波逐流”，“大学犹之海上之灯塔，吾人不能于此时（抗战时期）降落道德之标准也”。他希望青年学生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使大学成为“求真理、治学问、育人才”之圣地。
和所有的教育家一样，竺可桢认为励志是德行的根本。他说青年学生要励志，树立伟大抱负和高尚情操，他批评说：“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而励志的目标就是“使中华民族成为不可灭亡的民族”，“使救国的责任在诸位身上担当起来”，这表现了竺先生的爱国精神。这一精神亦有其历史传统，在明、清两朝，山绿水青的浙东姚江两岸，孕育了中国几代著名大学问家、大思想家，如于谦、王阳明、黄宗羲、张苍水、章太炎等人。这些才子名贤年轻时均有范文正公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志。竺先生青年时代感濡着这几代宗师的人格精神，并在他担任13年浙江大学校长的教育实践中发扬光大。
竺先生在浙大倡导的“求是”精神最为有名，这是德育寓于智育之中的精华思想。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在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在《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一语，这是“求是”最初的来源。到明代，王阳明说：“君子之学，惟求其是”。意思是正直的君子做学问，以追求事物的真理、是非为目标，不为利害功名所左右。竺先生在1938年的校务会上提出了以“求是”作为浙大的校训，并讲了一番感人的话，他说：“我校求是精神，即只知是非，不顾利害”。“求是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以后他又发挥说：“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不盲从，不附会，不屈不挠，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要求所有浙大的师生都要努力有此精神。竺先生自己刚正不阿、严谨正直的高尚人格，和在实践中垂范的“求是”精神深受师生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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