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闭幕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著名核物理学家陈佳洱充满激情地向科技界传达党的十六大精神。近日他又于百忙中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畅谈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十三年中我国科技事业发生的喜人巨变。
记者：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您一直担任各种领导职务，包括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市科协主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等，同时您也没有停止自己在北京大学的科研工作。请您谈谈您所经历的我国科技事业的变化。
陈佳洱：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十三年前中国共产党面临国际国内巨大压力和困难的时期，当时作为科技人员，我真为中国的前途感到忧虑。然而，我后来看到和经历的事实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老一代领导人的支持下，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稳住了改革开放的大局，有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空前辉煌的成就。科技事业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
十五年前，当我的课题第一次受到国家科学基金一万元的资助时，我曾经激动万分。现在，很多科技人员的项目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得的资助是我当年的20倍！从我国科技事业总体来说，现在基础科学研究的所有重要领域都已全部受到国家不同程度的资助，某些领域一年受到的资助强度已经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年。一些过去还无力考虑的领域，现在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资助。这样高强度的资助与不断深化的科技体制改革相配合，使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与高技术领域不断诞生新的成果，其中不少成果极大改变了国际上有关中国科技落后的传统印象，增强了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这样的成果可以举出很多，如中国数学的崛起，中国古生物研究的突破以及基因科学方面的一系列成果等等。
记者：请您分析一下产生这些变化的具体原因。
陈佳洱：谈起科学事业的变化，我最难忘的还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它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家的科技政策，也把重视科技教育这样更加先进的文化理念根植于全国人民的观念之中，这是“三个代表”思想巨大作用的生动体现。记得我刚刚接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主任时，我提出基金年均增长超过2％的方案，这在国家财政还不宽裕的条件下是有相当大的难度的。但在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委负责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终于实现了。
我觉得这些年来日益增强的国家经济实力、不断深化的科技体制改革、日益完善的国家科学基金体制、更加活跃的国际科技交流以及蓬勃发展的教育事业为科技事业培养的大批人才等等，对于这些年科技事业的发展实在是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