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大批有一定影响的、有“质量”的成功的人物形象，构成了当代文学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艺术画廊，曾深刻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的精神生活。许多年来，无论在创作上，还是在理论上，人物形象都受到作家和评论家的高度重视。
但近些年以来，文学人物形象的创造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与以往数十年文学创作相比较，当代作家的写作愈发不重视有丰富内涵和艺术价值的高质量人物形象的塑造，转而在创作中单向度极力追求所谓叙述的符号功能，强调作品的整体性寓言或隐喻性程度，过分地强调“形式感”，因而，忽视、弱化了对文学人物形象的审美价值，社会现实意义，包括对人性的深度挖掘和艺术探索。我们发现，尽管叙述、语言、故事是文学尤其小说的要素，体现着一个作家的艺术追求层次，但能穿越时间之流最终留在人们记忆深处的并非纯形式感觉，而是生动而内蕴丰厚的人物形象。也就是，文学主要是靠人物形象来体现其价值和效能的。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化或“全球化”进程，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我们在文化和文学上所承受的空前的压力。关于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我们面临着与“五四”时代几乎相同的情形。具体说，在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方面，呈现出不同的认识上的取向：一种是拒斥西方文学的进入，坚定保持本民族文学自己的“纯度”；另一种是更多地更广泛地参与到“全球化”之中，彻底消除不同民族文化、文学内质上的差异。从目前的创作和理论两方面看，这两种取向都存在理解和认识的偏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文学人物形象的创造。
事实上，在半个多世纪的社会发展中，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尚、价值观念、社会生活形态的深刻转型，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这种巨大的变化既有外来文明的影响与冲击，又是本民族自身强烈的变革要求。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时代生活怎样变幻，那些铭刻着我们民族物质和精神的独特内质、内涵底蕴必然在作家创作中打下深刻烙印。而在文学民族性、文学人物形象内涵中居核心地位的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即“民族灵魂”则是一个民族文学能够生生不息的动力和核能。
不可避免的是，近些年在一些作家的创作中，文学人物形象的民族身份呈现出某种模糊，少有鲜明民族个性、民族性格的状态。在各类题材的文学作品中，诸多“中国人形象”的民族身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民族性格内质和精神品性的“异化”现象，有的人物甚至可以置换到西方现代小说文本中，竟也会令人感到贴近不过，这实际上是将西方生活形态与方式进行“反认他乡是故乡”的张扬或复现。
在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许多形象表现出过多“人工”的制造痕迹。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出现了各类众多的市民形象：都市文化人、都市白领、都市平民、都市嬉游者。这些形象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也是对现实生活所做的“近距离”的审美描述，但作为审美形象，这些“新形象”不只是具有单纯的审美意义，而要切实地体现其特定的文化内涵。简言之，这种审美形象的塑造不仅要取决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文化状况，经济状况，还要考虑当代中国人的民族信仰、民族心理沿革、民族心理建构的原形、要捕捉民族生命隐秘的启示以及文学人物的民族精神构成。忽视这一点，必然造成文学人物形象内在精神特质和民族传统性格、身份的分裂。
为什么人物形象的民族品质会在当代文学创作中出现消蚀和褪色？究竟是作家审美取向上的西方艺术理念和文化视角“先验”地制约了中国作家的写作方式，还是当代生活的繁复造成作家创作心态的浮躁，审美想象力、判断力呈现某种颓势？我认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一、我们知道，文学主题、创作题材与人物形象在创作中具有一定的同构关系。从50年代到80年代，农村问题、农村变革始终是全社会人们关注的焦点，进入90年代后，在市场经济得到理论的充分肯定后，历史和文学翻开了新的一页，社会发展重心转移到城市。作家中的大多数青睐城市文学，对现代意识向往，使他们纷纷去探索、表现城市生活空间，大批作家表现农村生活的热情锐减，即使那些曾擅写农村小说的作家也很少有人像柳青、赵树理、路遥那样扎根乡土生活，站在时代高度，表达对农民命运的关注、对其进行伦理、人性的审视。说到底，农民，以及城市底层工人阶级等弱势群体形象的缺失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性格、品质匮乏的重要因素，因为在当代中国，这个最庞大的人群才是最易产生人物形象民族特征的。二、一些作家、尤其青年作家在写作方法上偏重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的借鉴，这在客观上也形成与传统现实主义表现人物迥异的形象风貌。现代主义在创造文学形象时深入人物内心所达到的人性深度和穿透力量仍然具有较高艺术价值，但重视我们时代的心理写实，表现人物积极、理想的生命形态，表现社会健康的审美理想，在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结合部塑造人物，注重人物性格的多极性，在哲学高度深刻反映社会历史真实，则是处于不断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极大优势所在。这也是创造有价值、有质量文学人物形象重要途径。因此，强调回到当代、回到现实、回到民族生活的内心，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获得更大发展的关键。三、全球化语境构成的外来文化对本土文明的强势冲击，使作家往往注意到人物形象的现代文化内涵，却忽视主人公身上凝聚的更多的民族历史、文化因素，几千年传统文化与文明在当代中国人心中的冲突，并以此展示整个生活的状貌和社会前景。因为人性与文化的形成，是与特定的历史源脉、地理位置、政治体制等条件密切相关的。作家一旦运用现实的体验作为写作的材料，就无法摆脱本土文化对自己骨血的渗透，而这种本土文化表现为本土社会、本土人生、本土精神面貌和气质的总和，当然也表现为本土文化与非本土文化在漫长历史中相互撞击和融会。所以一个民族在文化、文学表现上，不可能丧失自己的民族个性，文化传统、根基不会溃散或倾覆，作家也无法脱离文学写作的民族文化定位，否则，就会出现文学形态与民族生活实际的错位。另外，文学自身发展状态和某一过程的自在情形，对文学人物形象的生成常常提供种种历史机遇，具民族性格和特质的人物形象尤其如此。
我认为，在当下的文化背景下，我们应该找到或确定新的、积极的民族文化观。我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无意自我“边缘化”。尤其是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的自我发展，使文学民族个性、内在气质与外来文化构成既开放又“整合”的文化想象关系。具体地说，面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现实生活，当代作家的写作仍然需要“民族精神”的重铸，从生活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用“中国自己的话”、属于自己的“中国形象”去忧患苦难、负载民族生活，以坚定的民族自尊书写“吾土吾民”，直面现实的民族文学气度。近几年，当代文学出现的许多优秀之作中，已有相当一批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群体生存境遇富于智慧性的民族化思考，一些鲜明民族个性的文学人物在一定程度上提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精神存在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文学作品，文学民族语言风格，特别是人物形象所表现的含蓄、简约、凝炼、节制，其所蕴藏的表达的可能性会与中国人的生活最为切近，必将构成作品充满民族性的哲性诗学内涵和艺术形式，体现一个民族文学创造，一个民族不可替代的内在精神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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