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中指出，公民道德建设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这给我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注意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优秀伦理思想，为建设社会主义新道德服务。儒学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而儒家伦理学说又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的人性学说以及性情关系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
我国古代的人性问题首先是孔子明确提出的。自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命题后，经孟子、荀子、韩愈、李翱及张载等人的发展演变，已为儒家人性学说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程颢在前人的思想资料基础上综合创新，提出了“气禀说”，致力解决关于性善与性恶、性与情的矛盾，并且提出以“定性”为核心的修养方法，使人性学说日臻完善，在理论上初步定型，影响极其深远。
在人性学说发展的过程中，思想家们都力图对人性的善恶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综合。有“性有善有不善”、“善恶混”、“无善无不善”等观点。但是，照朱熹的说法大都不得要领，仅有韩愈的“性三品”说，“却是说得稍近”。然而朱熹又说韩愈的“性三品”说尚有不尽之言。那么，韩愈的不尽之言又是什么呢？“韩退之原性中说三品，说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说是气质之性耳”（《朱子语类》卷四），“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北溪先生字义·性》）。如此看来，“气禀之性”对于解决人性问题的争端是何等重要。
首先明确提出“气质之性”思想的是张载。张载说：“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在这里，张载把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纯善，气质之性则有善有不善。气质之性是由特殊体质而具有的特性，所禀什么气，就具有什么性。张载认为：“大凡宽褊者，是所禀之气也。气者自万物散殊时，各有所得之气”（《语录》下）。可见，所禀之气决定所具之性。问题在于张载并没有提出如何改善气质之性成为天地之性，也就是说，没有提出如何进行道德教化使人恢复善性的问题。显然，张载的气质之性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人性善恶的矛盾。
如果说“气禀之性”是人性学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纽结，那么，应该说是程颢系起了这颗纽结。程颢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把人性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在《二程集》里，关于人性问题程颢有这样一段论述：“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殆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将清来换却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这段论述主要贡献在于从“气禀之性”逻辑地推导出加强道德教化的“澄治之功”。
“澄治之功”实质上就是强调伦理纲常教育的重要性。王彦霖以为：“人之为善，须是他自肯为时，方有所得，亦难强。曰：此言虽是，人须是自为善，然又不可为如此却都不管他，盖有教矣，‘修道之谓教’，岂可不修！”（《二程集》第2页）。显而易见，“修道之谓教”的“澄治之功”就是有加强道德教化，通过道德教化来恢复人的善性。
上述可见，程颢以“气禀之性”为出发点，然后过渡到“修道则谓之教”的“澄治之功”，最后上升到天道观，可谓逻辑严密。所以，朱熹对程子的“气禀之性”十分赞赏：“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朱子语类》卷四）“道夫问：气质之说始于何人？曰：此起于张、程，某以为极有功于圣门，有补于后学，读之使人深有感于张、程。”（同上）。
“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关系也就是性与情的关系。关于性与情的关系，程颢以前的许多思想家都作了有益的探讨。例如荀子认为人性恶，实际上是把性作为情。李翱以孟子的性善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灭情见性”思想，提出了“灭情复性”的学说。宋理学家们往往把人的情感欲望谓之“人欲”，把伦理道德、纲常义理看作是“天理”。“天理”与“人欲”是对立的，要维护伦理道德与纲常义理的“天理”，就必须克服“人欲”。当然，这里的“人欲”并不是指人生存本能的欲望，而是指违背伦理道德与纲常义理的欲望。程颢认为，必须认识己性与万物一体，无所谓内外之分。“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只有认识己性与万物一体，才能做到“动亦定，静亦定”。
己性与万物一体，己性无所谓内外之分，这是理想的道德人格境界，即是圣人境界：“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定性书》）天地化生万物，天地之心就是万物之心，万物与天地一体。那么，一般人与圣人的根本区别在何处呢？“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同上）就是说一般人与圣人的根本区别在于，一般人“自私”、“用智”，圣人则“廓然而大公”。“自私”、“用智”是不知性无所谓内外之分，如果“以内外为二本”，这就必然“累于外物”，不能抵御外物对自己的诱惑。所以，“定性”必须做到：“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相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
综上所述，儒家人性学说虽然分为“性善”与“性恶”两派，但它们都强调道德教化，既强调道德他律，又强调道德自律；并且通过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换，达到理想道德人格的境界，从而达到道德建设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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