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追念

正在翻阅新书中提到《文献》季刊的地方，有人告诉我，周先生就在10月23日早晨仙逝了。我无法相信这个事实：举起信封，上面的邮戳明白印着“20.10.01”；书中扉页上钤有“一良敬赠”长方朱文印。周先生手泽尚温，怎么能说遽去呢？呜呼！周先生给予我们的关注永存。

2000年秋天，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彦博转来周一良先生的文章《大方联语辑存》，说是周先生希望刊登在《文献》季刊上。我们感到文章勾勒出许多民国时期史料，甚有意义，立刻安排在2001年第1期发表。大方即方尔谦（1872－1936），字地山，一字无隅，别号大方。安徽人，同治年间举人。1915年赴天津，为《津报》主撰社论，词意精整。后被袁世凯延入家馆，教授袁克文等。不仅文史学养深厚，且工联语，长于诗词。这些联语及其本事包含民国时期史料甚多，读者如阅《文献》该期便知，此不赘言。当我们告知周先生稿件处理意见后，他表示家中还有一些大方先生撰写的对联及扇面，可拍照为文中插页。

由于条件所限，拍摄必须使用自然光线。为此，我和周先生约了两次，才等到了好天气。2000年11月27日，初冬金色的阳光中，沿着未名湖畔的曲径，循着荷塘的静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来到著名的朗润园。这里住着北京大学享誉中外的学者，季羡林、邓广铭、宿白、周一良……几栋旧旧的，但是看来还很结实的灰色楼房，非常谦虚地矗立在燕园的东北角。周先生早已将准备拍照的扇面拿了出来，对联就在墙上挂着。上午的阳光是那样明亮，我们馆的摄影师很快就拍摄完毕。想到周先生的父亲周叔先生将家藏善本捐给了国家图书馆，周一良先生本人学识渊博，又支持《文献》季刊，我们同行三人很想与周先生合影，周先生欣然应允。他因右手不能活动，还特请人将衣服收拾整齐，与我们合影。几天后，我收到周先生一封信，除有关稿件事，还提及我们走后他看到一枚笔帽，问是否我们丢失。捧读来信，字里行间，充溢着长辈的关心。以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李美蓉同志几次去送样书，都受到周先生的礼遇。

文章在《文献》刊出时，周先生曾在文末加了一个启事：“此文所收大方先生联语远不完备，希望读者就所藏或所知联语加以补充。民国以后北京、天津、上海几大报纸副刊和袁寒云在上海主编之《晶报》三日刊及《半月》杂志中当有不少大方作品。如能勤加搜求，定有所得。即希与我联系（北京大学历史系转），是所至盼！”新出版的《郊叟曝言》前言中谈到，“《大方联语辑存》刊于《文献》季刊2001年1月第1期，集得115副，意在抛砖引玉。半年于兹，共得180余副，暂名为《大方先生联语集》。”半年来竟得了70余副，我为我们的刊物曾小助于周先生而感到些微的慰藉。

几年前，曾经读过周先生的《我本是书生》。“文革”期间，我正在读中学，父亲挨斗，我们每天忐忑不安，后来去山西插队。其间的种种酸甜苦辣，内心的苦痛挣扎，一向是“欲说还休，却道是天凉好个秋”。由此，深爱读《我本是书生》、《师门五年记》这类书，由体味作者而体味自己，体味人生。在与周先生的电话、书信往来中，我曾说过，因急于抓住那天的晴日，没来得及带一册《我本是书生》请先生签字。也许周先生是记得这件事，也许是鼓励《文献》季刊要更好地为学术界服务，也许两重意义都包含在内，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周先生还记着将新出版的专著寄给我，我们因此受到的感动，无以名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