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从职业角度冷眼看稿，自然对一些不健康的学术风气有直接的感触，其中那些有普遍化趋势的现象很有必要揭示一二，以引起学界重视和思考。
学术成果的量化指标和量化管理，迫使一些人以一稿多用应对；高校兴起的科研成果奖励之风，诱使一些人以一稿多用获利。一篇论文，或掐头去尾拆卸组合，或整体大于部分之和；重复几千字算是老实的，有的干脆只换个题目，总归“星星还是那颗星星”。表面看，成果量增加了；实质看，原创力则减退了，重复之作替换了对学术创新的追求，这对推进理论探索和学术发展非常不利。过去，是那些刚出道或处在成长期的学者急欲出名而为之，现在是一些享有盛名的学者也加入了这个队伍。或许都是电脑惹的祸，粘贴功能大大方便了自我复制，但究其心理，自我复制不算抄袭恐怕够得上自我安慰的一个理由。在学术成为职业的年代，“十年磨一剑”的深邃意志消沉了，急于出手的浮躁心理占了上风。一方面，一稿多用者低估了学术编辑的阅读能力和范围，另一方面，一些期刊求稿心切尤对名人宠爱有加，两方面形成合力，则加剧了一稿多用的泛滥。面对学界称之为“白色污染”的上述问题，仅靠道德上的自觉自律难以解决，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在学术“市场”上依然有效，惟有诉求制度约束，让学术期刊担当起守门人的职责，才能遏制一稿多用的势头。鉴于这类情况的多发性和严重性，为严肃学风，《中国社会科学》对一稿多投做了界定，“凡核心观点或主要内容超过一千字已：在其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则被认定为一稿多投，不予刊用。”并在“拟用稿通知”中，要求作者做出郑重承诺。如进入印制过程而发现一稿多用者，在已无法撤稿的情况下，则拒付稿酬，并十年内禁发该作者的稿件。
学术论文，说话得有根据，观点需要旁证，来龙去脉都要交代清楚，故引文不可或缺。目前各刊倡导的学术规范，对此有严格要求。有意思的是，许多作者只明注西方学者的思想资料，而对援用国内学者的观点则不加引号，貌似原创，实则抄袭，还美其名是合理吸收。近来的一个趋势是，无节制甚至滥用国外的引文成了时髦。有些文章的作者惟恐读者不知其博学，旁征博引，有关无关列位大师一锅端来，乍看颇具威慑，但当我们穿过引文的密林，眼前却茫然一片；有些文章的主题明明浅显，非“言必称希腊”不可，似乎只有通过哈贝马斯来表达才深奥无穷；有些文章偷用原版的框架和材料，罗列了原版的参考书目，而惟独只字不提原版本身，在中文的转述中蒸发了原版；有些文章对引文出处大而化之，语焉不详，责任编辑追问起来，作者一头雾水，未看原著还煞有介事的引证者大有人在。经笔者核对引用经典著作的差错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更何况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料来源了。问题是，闷头于非规范地罗织引文必然是概念的不可通译性，在书斋中非批判地做经院式引证势必难以建立起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最终是导致思想的贫乏。学问学问，只学不问，引而不发，论文知识化的制作方式抑制了思想的原创，遮蔽了思想的光芒。我们的精神领域需要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家，更需要塑造时代精神的思想家。而那些纯正的“让思想的闪电射入人民园地”的论者，决不会让思考停滞在繁芜的故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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