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1933年我在扬州中学读高中，是从江都县中上了初二后以同等学历跳级考入的。扬中师资力量很强，从我五哥（中科院院士吴征铠）那一届（1929—1931）起教学即上轨道，当时考取交通大学当工程师的很多。因此“省扬中”变得在全国都很有名。
进校后国民党就加强了统治，年年都有学生被开除或抓走，有一位姓温的同学高一时和我同桌，大约也只十四、五岁，念了半年就不见了，听说有共党嫌疑。我那时还小，但我记性很好。很巧，在“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上，我发现中宣部工作人员中有个叫温济泽的很像我的高一同学，于是我冒昧的找到他住的房间，一问果然是他。我们相隔兵荒马乱的半个世纪居然还能见面，大家都很兴奋。他讲了那时当局正要抓他，是一位姓张的英文教员（当时的训育主任）和一位姓王的体育老师暗中把他放了，他就赶快逃到上海租界，以后投身革命，到过延安，是位老干部。这段历史说明当时虽然国民党当政，当时进步势力仍然存在。
在左派的影响下，我曾参加了一次罢考。因为快毕业了，听说又有同班同学要被开除，我那时虽不明白政治是怎么回事，只是有点正义感。那是在“九·一八”之后，22普乙班的学生全部在扬州北郊的梅花岭前（即史供祠）集会，商量决定罢考。校当局本想在会考中稳拿江苏省第一名，结果罢考一起，怕这事吹了，想方设法疏通、压制、软硬兼施，这样大家才去参加会考，学校也收回成命，不开除学生了事。十六岁刚过三个月，“九·一八”事变，我曾和同学们下乡宣传，热血沸腾，主张不要内战，一致抗日，一首古风《救亡歌》在扬中校刊上发表了我的无党派的政见，却也是后来（1947—1948年）参加反饥饿、反内战等运动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那时老师阵容非常强，比较偏重数理化。我们那时数理化课本采用的全部是外文原版的。我数学念的也还可以，但本性不大喜欢数理化，这是我后来为什么不考交大而考清华，立志学植物学的主要原因。
生物教材采用的是江都人陈桢所著的《高中生物学》，水平很高，连续印了好几十版。教过我生物的老师共有三位，一位是唐耀（曙东），解放后他在林业科学院当副院长，运动中受“打击”，我把他请到昆明植物所工作。另一位也姓唐，还有一位是吴遐伯。唐耀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他不但讲课认真，而且很重视课外活动，这与我后来对植物学发生兴趣有很大关系。我对植物发生兴趣最先是从初中开始的。初一教我们植物的老师就是唐寿（叔眉），两江优级师范毕业，当时已是位老教员了。他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老师教出来的，不但讲书还带我们观察植物，记得第一次观察紫堇，紫红色外形像一串小鸟，带我们在教室里解剖，照样画，还带我们到野外采标本，如扬州附近的平山堂、禅智寺、东乡、西乡、北乡等等。耳听“松风”，把玩植物、刨根问底是假日的乐事，就这样大概到高中时已积累了二百多号标本，就自己学着鉴定。用什么来鉴定呢？就用“植物名实图考”，满清封疆大吏吴其浚一八四八年书上的木板图，还用日本早期的植物图鉴，因为日本植物和江苏植物有许多相同的。自己觉得还不一定可靠，又通过我二哥吴征，请南京金陵大学植物学助教焦启源先生，重新审查一遍，其中大部分都对的。这事后来被唐耀老师知道了，为了鼓励学生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专门找时间为我在班上举办了一次展览会，把我二百多号标本全部展出，这对我的鼓励很大。第三位生物老师吴遐伯，既精国画，又善书法，不但对植物，而且对动物、生理卫生、矿物地学都有基础，讲课就讲这些基础生物地学方面的知识，如矿物的硬度，至今我还记得他教给我们的“矿物硬度表”口诀，“滑、石、方、萤、磷；正、石、黄、刚、金”。最硬的是金刚石，最软的是滑石。毕业前去他家辞行，他还送我一个折扇，一面写的是李义山（商隐）的七律二首，至今还记得是“路人犹识郅都鹰”，画的则是倪云林派的小品水墨山水。很可惜在1937年8月北平沦陷时，和我的初高中至大学作业绘图等等一扫而空。（作者系中科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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