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陈俊民：淅江大学中国思想研究所教授
郭齐勇：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陈来：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欧崇敬：台湾佛光大学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吴根友：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策划人语：去年九月，由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主办的西学东渐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研讨班在美丽的珞珈山下举行。会议期间，本刊邀请了来自海峡两岸的几位学者，就中国哲学于当代创造性转化的若干问题进行了座谈。本期“图书视点”以此为主题，意在展示学界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最新思考，以期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
陈俊民：中国哲学于当代的创造性转化是完全可能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启超曾经到欧洲旅行，柏格森的老师浦陀罗对他说，每个民族，哪怕是最弱小的民族，都不要忘记本国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是非常优秀的，把每一个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今天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一定要注意对前辈学者经验的总结。同时还要注意我们与西方的时间差，中国哲学向现代化的转化，是在西方对自身文化进行后现代思考的情况下进行的。它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但可以互相借鉴。实现转化还要有综合创新。儒家追求新境界，道家追求真精神。
儒释道三教融合所形成的不是三者之外的另一个东西，并且这种转化是与近代的西学东渐联系在一起的。
陈来：俊民先生的意见很有启发。我的理解是，如同“三教融合”是一种趋势一样，“创造转化”和“综合创新”也是倡导一种风气和趋势，所以三教融合不是三者以外另成一个，创造转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哲学的各派各家各自致力其创造转化。
郭齐勇：中国哲学的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存在于民间。我们所面对的是养育了本民族几千年的文化，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在这种文化土壤中。
陈俊民：中国的话语体系从上层到民间一共有三种：中国传统的儒家和道家、马克思主义。它们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话语中，成为“日用而不知”的东西。
郭齐勇：学理的与民间的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存在的两种并存的形态。面对多元的现代化社会，这是我们实现创造性转化可资利用的宝贵资源。从学理的层面上看，西学的东渐，特别是知识论、认识论对中国文化有石破天惊般的震撼力。相比之下，我们的宇宙观、人生观则是中国哲学的精华。它对于现代社会的价值是无可否认、无可替代的。
陈来：齐勇先生的意见也值得我们思考，当我们把“创造转化”作为一个总口号的时候，当我们主要把吸收西方哲学优长作为创造转化的方式时，我们也要思考，对于现代中国与世界而言，传统哲学中哪些是不适合“创造转化这个提法的？如何在我们的哲学发展中体现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以西方为主体的哲学观？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学术界所谓“创造转化”，一般是针对“传统”而言，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中国哲学的创造转化，是就传统中国哲学而言的。也就是说，是就“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就“哲学在中国”而言的。
欧崇敬：西方的哲学经典翻译到中国的有很多，但真正被中国人认真地加以研究、注释，并加以发展的，只有50多种。这就告诉我们，西学只有适合中国的土壤，与本土文化相结合才能获得发展，才能构成典范。佛学的天台宗、华严宗于唐代时还是翻译性的文字，可是到了北宋、南宋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当作儒释共同的话语在运用，发展成用中国的意象来反映的新佛学。在佛教来说，这是一种本土化、中国化过程，而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就是原有文化借助外来文化所实现的一种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儒学不但可以和社群主义，而且与现代的政治制度、全球生态伦理都可以进行深度的对话。
欧崇敬：儒学可以和许多西方思潮对话，试想，一个能够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历史过程中，维系着这么多的人口的国度，并且还能保持着自己的进步，它必然是一个有秩序的国家。秩序的来源是本民族的儒学传统，而不可能是摒弃传统完全重构的。儒家的理学传统与当代各种流派的对话，是一个可以展开的过程，空间很广阔。那么道学与佛学最深厚的资源在哪里呢？西方对文化中心主义的反省意识到，要向东方学习，要用东方的智慧来补充自己的精神泉源。存在论不能再被简单地归结为关于存在终极的理论。它要想没有缺口，就必须学习东方的人生论、价值论。而在这方面，东方的道学与佛学提供了非常完整的思想。
中国哲学的转化在理论、社会文化、语言过渡等方面需要经过几个重要步骤：它必须是中国化的，必须是基于文化底层再到高层连续性的过程，并且保留着自己的秩序与内涵。如果东西方能够在如上的意义上相互交流，深入对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中国哲学有一个新突破。
吴根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把哲学看作是最广义的文化，那么，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已然摆脱了历史所形成的对其他阶层的强烈依附性，具备了独立地进行文化创造的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还获得了社会结构层面的支撑。这一点是实现转化的重要条件。
第二个可能性在于，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现代文明中有独立价值，一个重要的启示是，相对于西方的法律文明而言，中华民族的礼教文明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如果我们能够从中开拓出既包含法律，同时又超越法律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意识的话，那么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具有现实可能性。
陈俊民：张载讲，气为本，礼为教。把儒学转化为一种教化，把理学转化为民间社会可以接受的东西，在这方面，以礼为教是一个重要资源，我们不妨研究一下。
郭齐勇：韩国还保留着许多礼仪习俗。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几个教授不懂中文，但非常重视中国的礼，重视荀子，认为可以为世界做出很大贡献。还有德国的珀尔教授跟我讲，中国的礼对于安定社会与人心有很大作用。在西方，无论是传统还是家庭，这方面都是很缺乏的。
欧崇敬：从明代开始，每年的9月28日在台湾各县都会进行祭奠孔子的活动，各地孔庙也就是文庙扮演着民间礼教的角色。这与宋明理学传统是一脉相承的。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东西：社区大学。现在台湾有36个社区大学，规划这些大学的是一些教授，我也是其中之一。孔庙在东亚、东南亚国家到处都有，日本是唐代风格的，韩国是宋代风格的。我们没有必要去争论哪一个更正宗，要做的是对文庙进行多元的设计规划。新文庙设在社区大学里，可以带地下停车场。文庙是中国最早的大学，通过此举使它与现代大学相结合了。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的一个实例。
吴根友：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曾这样说：一个组织或程序存在年代越久，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一个组织越老，其在未来某个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拥有百年的组织再延续一年的可能性要比一个仅有一年历史的组织，或许要高出一百倍。这种说法对中国这样一个追求新生的古老社会来说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郭齐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西学在某种意义上已不是“他”学，而是中国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学东渐几百年的进程，已经使它在各个层面，与中国文化交织在一起。无论是纯哲学，还是社会、政治，都是密集和混成在一起的。所有话语、思想框架，几百年来深度融合分不出你我来了。西学甚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中不西，亦中亦西，互为体用。
但是，当我们作为一种文明、一种话语，思考我们对世界文化的责任与贡献时，“他”又不是我。尽管我们可以超越所有的体用之辩，但面对多元化的挑战，我们自身的东西不能丧失，我们的主体地位不能丧失。
陈俊民：中西学之间始终有一个体用问题。站在后现代的立场上谈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转化，还是有一个主体问题。不管我们吸取哪一家思想，也不管我们怎么吸取，这里面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始终是我们在吸取，是我们在选择。始终是中国的哲学，而不是哲学在中国。所以必须保持中国本民族的独立地位。这是前辈学者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我们的文化是一个由多种、多层文化组成的一个很复杂的结构，如果把它们一层层剥离开来，那么最后那个无法再剥离的东西，就是中国哲学的本位，它为我们实现转化提供基础、可能性与力量。
陈来：“中国的哲学”在今天的诉求，需要以文化多元主义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下，“哲学”本来就是文化，就是一个与家族相似的概念，西方哲学只是哲学的一个例子，而不是哲学的标准。因此，“哲学”，不论是内容或方法，不应当只是西方传统的特殊意义上的东西，而应体现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富有包容性的普遍概念。中国哲学的问题及其所体现的智慧，与西方或其他民族哲学有所不同，这不仅不妨碍其为中国的“哲学”，正体现出它是“中国的”哲学。而现代中国哲学家接着中国古代哲学的观念讲，就是中国哲学家能够为世界哲学所作的特殊贡献。梁漱溟在五四后期就提出了多元的文化观，不能不说是令人钦佩的睿见，事实上，各种“中国底哲学”的追求，都有其文化观为基础，我们只有深入他们的文化观，才能深入了解他们哲学工作的意义。
当代文化和哲学的发展显示出，根源性、民族性、地方性，与世界性、现代性、普遍性，不再是启蒙时代所理解的非此即彼的对立，而是处于“对立统一”的辩证关联。
欧崇敬：中国有一种内在的文化意象。汉语中有上千种方言，却都属于汉藏语系，都可以用汉文字来表述。汉语言是中国精神的灵魂，它可能容纳中华民族的一切优秀的东西。汉字从其产生之日，就始终包含着一种形而上的文化意蕴与文化精神。汉语言文字是能够实现转化，把文化沿续至未来的的最有力的根据。
陈俊民：关于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国哲学的特质，我们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这都不要紧。从张岱年先生引《易经》讲生生不息，厚德载物，牟宗三先生讲中国哲学与西方不同，是一种生生哲学。两个人意见实际上是相同的，他们讲的都是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国哲学的特质。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和特质，我们才能容纳一切，吸收外来东西，并且不会由于吸收变得不是自己了。汉唐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有一种容纳一切的大气派，发展到宋代达到了极致：不杀大臣、不杀知识分子。这才有了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才有了后来的王安石、朱熹，直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最终形成了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文化需要承载者，需要有具有这种精神的一代代知识精英去不断地传播、研究和创造。
欧崇敬：我在想，究竟是什么让我们逃不掉根。我在前面用了一个词叫文化意象。这是一种民族内在的动力。它同时又落在重要的经典和原典里面，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对于经典、原典是一种代表性的意象传达，在他们之后，历代又有对这种意象的呼唤，产生出新的作品，形成后代必读的东西，不断地加入到经典中去，使经典成为一种历时性的东西，形成文化重要脉络的支柱，而语言与文字则构成传承的链条。
文化的传承、文化意象的传递，还有一个内在的脉络，就是师承。这在中国的儒释道三家是一个共同的东西。西方就缺乏这个东西，比如说，海德格尔有自己的思想创造，但他和胡塞尔翻脸了；萨特也有一个思想创造，但他和海德格尔翻脸了。中国讲学统，所有伟大的学问家，在其身后的传记中，都会有一个记载：得他真传的弟子是谁。中国文化的内在脉络就是这样传递的。
陈俊民：此外，现代社会要特别重视学承。这是中国文化中最优秀的东西。张载没有严格的师承，为什么能将中国哲学发展到那么高的水平，讨论中国哲学最尖端的问题。为什么？他有学承。
郭齐勇：学无定师。
陈俊民：只有这样，才会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吸收众家之长，而不囿于一家之言。学术要有学派，但不要形成宗派。
郭齐勇：1994年4月份，我去台湾拜访傅伟勋先生。谈话中，傅先生深情地回忆起他的恩师牟宗三先生。当年傅先生吃住在老师家里，时间长达数年。但是后来分别了，这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让傅先生终身都很痛苦。傅先生的学术立场与思想已经超越了他的老师，但师情却让他刻骨铭心。这种师承与学承的文化脉络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差别。
中西方文化除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之外，我们还要讲人之所无、我之所有，人之所短、我之所长，人之所少、我之所多。中国文化绝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只剩下一个空壳。它的文化、历史、生命和价值方式等，在与西学融合的过程中都是宝贵的财富，我们要把它们开发出来。
陈来：民族哲学的追求与哲学近代化的追求究竟如何统一，这个问题显然是不易简单回答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哲学的近代化而言，重要的不是语言，不是材料，而应当是引进和发展新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诠释方法。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其为近代化而言，不仅在于必须面对新的时代的社会、政治、人生的问题，而且应当吸收西方哲学以及西方其他学术观念，以构成不同于传统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阅读视角、诠释方法。
吴根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创造性的原点。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国哲学“存在之家”的特点何在？概括地说，希伯来文化是一种宗教传统，希腊文化是一种知识论的传统，而中国哲学则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诗性的特质。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中国文化没有走向宗教的迷惘，也没有彻底演变成科学理性，它的诗性特质通过其经典和语言保留下来。如果我们能够不断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同时又不丧失自己，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那么就有可能与其他两种文化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是对文化命运的一种终极关怀，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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