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静芬在《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国特点》（刊于《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六期）一文中指出，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新的时代条件，在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的伟大实践中，继承并发展了前两代领导人的治国思想，在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执政党建设、社会发展和治国方略等方面形成了以下鲜明特点：一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治党治国的根本；二是治国先治党，把党的建设提高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三是坚持全面发展观，正确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的关系；四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两个治国新方略。
朱佳木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共产党》（刊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6期）一文中探讨了中共与中国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文章指出，中国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战略、资源配置方式、资金与人才来源等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也都是中国共产党解决的。中国工业化在中共的领导下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快的发展速度，为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实践证明，中共是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必然产物和忠实代表；中国的工业化建设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离不开中共的领导。
曾国安、胡振国在《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后发劣势与后发优势》（刊于《江汉论坛》2002年第12期）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的劣势有工业化国家的巨大压力、人口过度澎胀、殖民地阴影、市场发育不完善、教育水平低下、在与工业化国家争夺人力资源时处于劣势、在国际经济交易中处于弱势等，而其优势则主要有工业化国家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并行的态势可加速后发展国家的资本积累、可从工业化国家直接引进高新技术、国际分工由传统的垂直型转向水平型可为后发展国家提供某种有利条件、跨国公司的巨大发展也为后发展国家引进技术、资本和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新机会等。
梁丽萍在《中国传统社会汉民族的宗教观与宗教信仰》（刊于《中州学刊》2002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在“王权至上”的中国传统社会体系中，王权与儒家思想的结合使汉民族在文化心态上呈现出政治人伦化、现实功利化的倾向，在行为取向上则以儒家的礼、仁、义等相约束，用儒家的伦理体系取代宗教信仰，因而最终导致汉民族宗教价值观念淡泊。同时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性很强，巫术信仰盛行，因而也导致汉民族保持着一种痴迷的宗教情绪，任何民间的或外来的宗教都能找到生存的土壤，从而造成了汉民族随意造神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