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书孔子《诗论》的发现对于孔子研究、诗学研究和《诗经》研究，无疑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仅以《诗论》中新发现了几首逸诗及编序与今本《诗经》不同，就轻率地断言“孔子当年没有删过诗”，则笔者实在不敢苟同。
司马迁最早提出“孔子删诗”一说。《史记·孔子世家》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从汉至隋，历代学者及有关史志对此皆深信不疑，且有不同程度的补充和解释说明。唐初，孔颖达始以“《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从而怀疑“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毛诗正义·〈诗谱序〉疏》）。此说实开否定“孔子删诗说”之先河。唐宋以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诗论》与此有关的，首先是逸诗问题。有些同志发现在孔子讲论的近60首诗中有六、七篇逸诗，从而断定孔子没有删诗。今世学人多认为以逸诗少来判断古诗无三千之数和孔子未曾删诗，是很不科学的；逸诗的存在就证明古诗数量大和孔子删过诗。陈新雄先生联系《孔子世家》上下文“前后观之”，指出“司马迁明言，孔子之时，已经是‘《诗》《书》缺’，古诗三千余篇，是指孔子以前，到孔子之时诗已有缺，则自无三千余篇。前人读《史记·孔子世家》之文，多未前后贯连，故有删诗十去其九之论”。此诚乃发前人未发之创获。至此，关于“孔子所录不容十去其九”，和“司马迁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之类的疑惑，则涣然冰释矣。细读《孔子世家》有关记述，作者正是在孔子正礼乐、删《诗》《书》之前，先有个其时“礼乐废，《诗》《书》缺”之总背景的介绍，至叙及删《诗》时，因上文已说明《诗》已缺，故在“古者《诗》三千余篇”之下，明显承前省略了“此时已缺”之语。这与太史公先总后分的叙史笔法和简练原则颇有关系。读此史文，必须前后“互见”，方能准确把握史公原意。至此，前人因逸诗少而产生的疑难，已得到圆满的解答。
《诗论》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诗的编序问题。《诗论》的编序不是风、雅、颂，而是讼（颂）、夏（雅）、风。某些同志以此作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又一新证。对此，有人已经撰文指出：“廖名春先生在一次研讨会上说：‘竹简说诗有时从颂说到风，有时又从风到颂，次序不一定。’细看《诗论》的确如此。但《荀子·儒效》中谈到风、雅、颂时，其次序也与今本相同，看来尚不能因竹简中有从‘颂’说到‘邦风’，就疑心于今本次序。”这于“孔子删诗说”也无影响。如果一定认为《诗论》以颂、雅、风为序的话，同样不仅对否定论者无任何帮助，而且适得其反。
众所周知，季札观乐问题是长期困扰“孔子删诗说”的一大障碍，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于此年（公元前544年）适鲁观乐，鲁太师所演奏乐曲之次第，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而当时孔子只有8岁，否定论者便以此作为否定“孔子删诗说”的铁证。对此记载，皮锡瑞据《周礼·春官·太师》贾公彦疏引郑众《左氏春秋注》云“传家据已定录之”，认为“传者从后序其序，则据孔子定次追录之，故得同正乐后之次第也”（《诗经通论》）；朱东润认为是“春秋后人所捏造在成书时插入的”（《诗三百篇探故》）；笔者也曾受郑樵《六经奥论·删诗辨》所云诗三百五篇“夫子并得之于鲁太师”的启发，认为季札观乐为鲁太师所奏，孔子编诗以鲁太师所藏古诗为蓝本，二者同出一源，岂能不基本相同？现在如果说新发现的《诗论》以颂、雅、风为序，与今本相悖，我对此又有新的认识：我觉得，这一新发现已清楚地说明孔子当初讲诗时，《诗》的编次与鲁太师当年奏乐之次第根本不同，也说明鲁太师所存古诗之编次与其奏乐之次第是显然有别的两回事。既然如此，则“季札观乐”这一否定论者所谓最得力的证据，就显得毫无意义，这一问题也就无庸再辨。这一最新发现显然是对否定论重要论据的否定，也是对肯定论者的有力支持。
至于今本《诗经》的次序为何与《诗论》不同？我的初步意见是：这很可能是孔子晚年“自卫反鲁”，正乐弦歌并使“《雅》《颂》各得其所”时调整所致。我认为孔子对《诗》的整编，不是一次性完成的，大概在中年设教时即《史记·孔子世家》所谓定公五年（公元前504年）“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时应教学之需先初步整编出《诗三百》，晚年即《论语》所谓“自卫反鲁”时（公元前484年）又曾对《诗三百》的部分篇章进行过调整和正乐的工作。《诗论》所记乃孔子前期编诗教诗之顺序，自然仍以颂、雅、风之旧例相次，或许因为后来在颂诗中新补入了《鲁颂》、《商颂》，似乎不宜再以颂诗为首，所以孔子把它和风诗的位置调换一下。此外，《诗论》还进一步说明孔子是《诗》的最早、最有权威的普及者和评论者，从而为更好地解答孔子有权删诗，进而肯定“孔子删诗说”提供了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