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有无疆域？这似乎是一个不必提出的问题。西方从文艺复兴、中国从19世纪末叶以来，文学“自有领域”已成定论。但是仔细推敲，却不难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一个很值得解析的传统成见。
20世纪百年辛劳，我们不遗余力地吸收西式文学观念。成果固然可观，但局限亦然。有一些古代文学研究的专家很在乎自己的领域，小则抱残守缺，画地为牢，大则门户帮派，壁垒森严，文学疆域日见其窄。
文学疆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从现象上看，它既是文学史家和文学人偏就之辉煌，也是文学“围城”中人自保而又自缚的现象，而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人类肇自远古的无可奈何——分工与私有。分工与私有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即人类文明的连体机制。文学的疆域化既是该机制痛苦的成果，也是其逼仄出的产物，同时还是其自身僵化和堕落（尼采语）的象征。
一般而言，社会权力为文学自立门户而满意，因为文学独立一向被看作社会的成就；但是也为文学僭越出格而惊惧，因为文学始终是防不胜防的贰臣逆子。归根结底，最热心文学疆域化的是权利话语，疆域化是分而治之的不二法门，只有将文学与万物的亲缘性逼入一个向度，才可以使其就范；也只有将文学的生存境地划入一个园地，才能使其极尽宠荣而枯萎。
从终极处透视，文学是一种非疆域的人文现象，它不是急功近利的反光镜，也不是玲珑剔透的象牙塔，更不是歌喉百转的鹦鹉鸟，而是与天地气息通感的人类文化原生态，是人类超越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的精气神，是与社会正负价值切磋磨合的非自我中心话语。这几种本根性的文学禀性注定了它与疆域论者的重大差异。
疆域论者为文学的金城汤池争雄，为文学的本体——主体辩护，为文学的自由自觉放歌，为文学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而斤斤计较。毫无疑问，这些说法和做法都有论证自身合目的性的一定道理，但是与文学终极性的存在根据相比，正切合古人关于“独照隅隙，鲜观衢路”的批评。文学的生命是非疆域的虚拟，与其说它需要本体——主体的地盘和自由自主的权利，不如说它更需要圆观宏照的视野和直切本真的化境。在某种意义上讲，天下皆知文学疆域之为文学疆域，文学即已成为僵化的存在。
华夏文学与西方疆域化的路数不尽相同，它不是像西方文学那样从远古的混一走向近现代的分门别类，而是坚守人文原生态的本真，却又能挥发出后世文学分久必合的先声。
20世纪的学人津津乐道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的话题，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其间非文学自觉的事实。该时段出现了重视文章才情的倾向，出现了言志与缘情并提、文笔以韵律分别的趋势，可是人们忘记了那个时代没有一个专职诗人，忘记了那时所有的文人都以诗文为一艺，忘记了即便最能体现文学自觉的代表性见解，也无不以文学内在区隔的宽泛和外在藩篱的开阔而披露出非疆域化的大端。《昭明文选》所列37类文体和洋洋洒洒的题材子目，《文心雕龙》融通天地神人的宏构和包孕亘古各类文章的伟制，都让世人始终游走于有疆无疆之间，看得出在疆非疆的独特景观。
隋唐风流，以诗文取士。宋人拘谨，视诗文为小道。反而视之，隋唐两宋均属诗文盛世，对诗文抑扬取舍有别，但是将诗文纳入思想文化的大格局中琢磨则非常近似。辽夏金元的统治者马背称雄，于汉文化有用即拿来，文章似草野逐鹿，漫无际涯。明清两朝在文化和学术统绪上勤于梳理，经史子集的分类再次对各类文化典籍进行条块互渗，充盈其间的文学见士人性灵，见民生疾苦，见气脉相互生发，但是疆域则隐而不显。
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汪洋大海中，《诗经》、《楚辞》等纯文学文本和《文赋》、《诗品》之类的纯文学品论不胜枚举，它们确实可以前后钩连，形成与西方文学观念吻合的“类别”或“领域”，可是更多的则是文类混编，解法众多，作者、读者和编者常常对此类著作广泛连类且多元取舍，有些著作甚至根本无法找到作者。文学疆域的模糊固然有封建专制贬抑文学的原因在内，但也不能排除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跨文化因素和华夏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思维方法以及开发品类上的种种差异。
文学作为“类”自成一体，要自由，要领地，要版权，一言以蔽之，要疆域。从反封建专制的角度来说，文学的疆域化有其一定时代的进步作用。从社会普遍资本化和高度私有化的意义上讲，疆域化也是分工的产物，同时又被工具理性驯服。正因为看到了文学疆域化的长处，西方文艺复兴的巨子和启蒙运动的伟人都曾经不遗余力地推动过这项事业。同样因为看到了文学疆域化的弊端，20世纪西方的有识之士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文学的解疆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事实上，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巨擘大都是领袖风骚的多面手。西方20世纪在文学领地解疆化域的思想家也都是复合型的文化高手，他们倡导的解放文学的行动实际上是文学从分工和私有制夹缝中的逃亡，是文学挣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权利话语的有益的尝试。历史就是这样滑稽而又严肃，文学互根——文学独立——文学解域，用西方哲人的话说，是悲喜剧的交递，用中国智者的话讲，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当然这种交递和分合不是重复，而是化解性的新变。
从19世纪末叶以来，我国的古代文学研究急速地转入了西方式的疆域化，其长处是快捷地培养出大批量的文学专业人才，其弱点则是使文学的境域越来越狭窄。就文学的体制和格局而言，其中包含了双重的遮蔽：文学失去了本根的化境，从此不再是行云流水无所不在；从此也脱却无为有为而转向急功近利的量化生存。我们把中国古代文学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原生态转变成自我“领域”的“独语”，将其超越人类自身局限的化解性禀性改造成了“只此一家”的古代文学专业主义。
古代文学领域常常有人惊呼：“搞语言学的参入了！”“搞哲学的插手了！”“搞美学的僭越了！”“搞现当代文学的闯进来了！”“搞比较文学的混进来了！”甚至有人认为古代文学批评也属多余。为了突出古代文学纯正的原教旨主义，还有人不惜放弃起码的学术良知，竟然将古代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说成“肤浅的学问”。狭窄的视野加上狭窄的心胸，只能造就武大郎的店铺。狭窄的见识加上狭窄的立意，只能局限于单一的方法。古代文学研究者为什么不去叩击其他学科的大门呢？是无胆抑或无能？
在文史哲的融会贯通方面，中国的传统文化蕴涵着得天独厚的遗产资源，这也是当代西方不少学者看好华夏文化并从中汲取解疆思想的原因之一。事实上即便在20世纪学科块垒化的大势下，中国学人中也不乏洞察西化利弊的先知先觉者。有不少人自觉不自觉地在学科壁垒中寻觅生机，或别开生面，或另辟蹊径，成果丰硕，与古代文学专业主义者不可同日而语。他们成功的经验恰恰是有焦点而无边际，在文史哲融会贯通中厚积薄发。
疆域如规，学科似范，教学研究难免要适应社会分工去成就规范，但这只是工匠类的低层次要求；天马行空，大象无栏，选择英才还须晓得“深山大泽实生龙蛇”，“好骡马不结队行”。前者过于文而拘于器，后者失于野而难于行。扬长避短言之，则需要第三条途径，那就是有规矩而化方圆。此乃孔子所说的有养有教而“文质彬彬”，“兴”、“游”、“成”、“立”而“君子不器”。解疆近道，越界通化，有疆界而又能出神入化，这是学科建设最终的学术指归，也是人才成长应该追求的化境。
《易》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衍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我们讲文学疆域化裁，发扬的就是一种化感通变的原道精神。古代文学研究可在“科”中涵，不可在“科”中固；可在“科”中化，不可在“科”中器；可在“科”中解，不可在“科”中霸。简言之，文学疆域可做学术起步的摇篮，不可做自我封闭的牢宠。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本根精神使然，也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人文深旨所在。
始于无，终于有，学科形成之路；始于有，终于无，人才出息之道。理想的极致是起点与终点兼顾，目的与方法合一，有疆无疆，有科无科，追求出神入化和道器不二的境界。在此意义上，古代文学学科自有其存在的社会实用价值，而解疆化域则是化解该学科工具理性局限的重要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