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1957年生于延安，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本科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硕士毕业于兰州大学，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
记者：目前我国有多少农民生活在城市里？
党国英：这是个巨大的数字，保守估计有1亿。这又是一个难以准确计量的数字，进城的农民没有城市户口，无权享受任何社会福利，所以没有谁会主动到公安机关去登记、去交钱办理“暂住证”。我敢肯定，不在公安机关册子之内的“流动人口”绝对不只是一小部分。
记者：一亿流动人口之中，学龄儿童有多少？
党国英：这个数字更难准确统计了，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不过福建省厦门市倒有一个可以参考的统计数字：厦门市外来人员共62万，其中3.4％要上小学，0.7％要读中学，总共近3万学龄儿童。厦门市较好地解决了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把那些所谓的“民工子弟学校”纳入当地的教育发展计划，适当给予财政补贴；同时鼓励当地的公立学校招收民工子女入学。目前厦门共有34所合法的民工子弟小学，招收民工子女1.9万人，另有1.7万人就读于公立学校。民工子女不但拥有当地的学籍，还可以竞争重点高中。
厦门的做法值得肯定，有些大城市对遍布城近郊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采取“三不”政策：不承认、不取缔、不支持，这是典型的“公权力不作为”，有失教育公正原则。至于那种取缔民工子弟学校的做法，更是对教育公正原则的践踏——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你既然取缔了人家的学校，就要拿出相应的措施让民工子女上得起学，否则就太说不过去了。
记者：如果全国的城市都像厦门那样较好地解决了民工子女的上学问题，会不会引得亿万农民蜂拥入城？
党国英：这也正是那些城市管理者最担心的事情。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你把城市居住成本提高就可以了。
现在城市里临时建筑非常多，进城民工租一间平房才二三百元钱。我住在朝阳区太阳宫一带，这儿到处都有成片的临时建筑，是名副其实的“都市里的村庄”，有一个卖烤白薯的老乡在这一带住了四五年，居然养活了一家人！
为什么在北京这样的地方也有这么多的临时建筑呢？我认为关键还是政府有法不依——许多临时建筑就是各级政府部门自己盖起来的；到了该拆的时候，又是政府部门不依照自己制订的法规行事。这么一来二去，临时建筑就铺天盖地了。
记者：什么时候能把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临时建筑拆完呢？
党国英：短期内肯定拆不完，目前我国的执法成本确实很高，干成一件事总要反复几个来回。但只要认真做，就能够基本达到目标。几年前北京大街两侧还遍布临时建筑，现在不是已经被拆得干干净净了吗？如果一开始就认真执法，一以贯之，执法的成本就会呈几何级数下降，临时建筑也会呈几何级数减少。事实上北京的居住成本正在逐年提高，许多做小生意的外地人觉得在北京生活越来越不容易了。
记者：如果城市都要提高居住成本，农民就只能一辈子呆在村里了，农民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就更少了。
党国英：大中城市的居住成本提高了，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自然就会往中小城市转移；中小城市为了发展，也会欢迎更多的人前来创业。据我所知，浙江省溪口市就欢迎那些做小生意、小买卖的外地农民前来入住，为他们办理常住户口，当地的中小学校对他们的子女一视同仁。
社会发展始终有一个地区不平衡的问题，应该承认并允许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发展得更快一些，可以运用行政干预和经济调节相结合的手段，而不是收容、遣送等粗暴手段，促使产业结构合理分布，带动人口有序流动，让农民先在中小城市安家落户，逐步提高其子女的受教育质量。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前提下，只能追求这种相对公正，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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