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文学时代，必有其独特的文学精神。“文学精神”是一个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理论命题。在我看来，“文学精神”是一个文学时代的整体的精神特征，是一个文学时代区别于另一个文学时代的内在气韵。如魏晋的文学精神就与唐代的文学精神有鲜明的差异。而辽金两代的文学精神，既有时间上的特质，又有地域上的突出征候。它既不同于唐代文学，也与宋代文学有可以判明的殊异之处。如欲加以概括，是否可以这样表述：辽金文学以契丹和女真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其内蕴，以中华文学传统为形式依托，以多为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勃发着清刚慷慨的北方民族精神。
辽代文学以诗歌为主，其中的重要作者大都是契丹人，如东丹王耶律倍、辽兴宗耶律宗真、辽圣宗耶律隆绪、辽道宗耶律洪基、女诗人萧观音、萧瑟瑟等，辽诗的成就突出地体现在这些契丹诗人的创作之中。圣宗、兴宗等非常重视诗的社会政治功能，如圣宗对唐代诗人白居易十分推崇，有诗句云：“乐天诗集是吾师。”他对乐天诗的推崇，并非出于个人的审美兴趣，而更多地是着眼于政治讽谕功能。辽诗还体现出慷慨雄豪的气概。萧观音和萧瑟瑟这两位辽朝最有名的女诗人作品，都不乏这种气概。如萧观音的《伏虎林待制》：“威风万里压南邦，东去能翻鸭绿江。灵怪大千俱破胆，那教猛虎不投降。”此诗在雄奇刚猛的意象中，宣示着契丹统治者的强悍心态。这种诗在辽代文学创作中是颇具代表性的。
金代文学尤其具有这种美感品格。金代文学是在与宋代文学互相渗透影响中发育成熟的，其起点更高于辽代文学。金初文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由宋入金或由辽入金的汉族文人士大夫，从现有的创作看，又以由宋入金的文学家最为集中。到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年间，金代文学自身的特点业已形成，文学史上称为“国朝文派”。这不是某一家某一派的风格特征，而是金代文学属于自己的独特风骨、神韵、面目。元好问在其编选的金诗总集《中州集》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虚中）、蔡丞相（松年）、吴深州（激）等，不可不谓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之宗，党竹溪（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赵秉文）又次之。自萧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卷一《蔡小传》）。蔡作为“国朝文派”的开山人物，有其明显的根据。蔡的作品如《野鹰来》、《医巫闾》等篇，意象雄奇，带着原生态的生命强力，焕发着一种阳刚之美，体现了“国朝文派”的美学特征，为金代文学的自我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元人郝经称赞蔡：“不肯蹈袭自作，建瓴一带雄燕都”（《郝文忠公集》卷九），其实，最能代表金源文学精神的，当然是元好问（遗山）。他一方面将中华文学传统的艺术形式发挥得淋漓尽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一方面又有着北方文学精神的强烈自信和弘扬它的责任感。在其《自题中州集后》中，他以非常雄辩的语气写道：“邺下风流气尽豪，江东诸谢韵最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陶谢风流到百家，兰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更曾郎借齿牙。”都有着感荡人心而又大气包举的悲剧美的力量。他的作品艺术成就甚高，决非粗糙浅陋的，但是其间却明显地勃发着北方文学的雄浑高亢之气。郝经评价遗山诗：“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遗山先生墓铭》），颇能得其神髓。清人赵翼对于遗山诗风的阐释说：“盖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又值金源亡国，以宗社丘墟之感，发为慷慨悲歌，有不求工而自工者，此固地为之也，时为之也。”（《瓯北诗话》卷八）遗山的创作是颇可代表金源文学精神的。
辽金文学有着一贯性或者说是连续性，金代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辽代文学的延续、发展。当然，金源文学比起辽代文学来，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艺术的成熟与完善上，都有极大的提高，而且品类也比辽文学丰富了许多。如词的创作，就是相当成熟的，与宋词相比，也有自己独到的特色。诸宫调在金源时期已经出现《董西厢》这样的杰作，这都是在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而辽金两代的文学有着特殊的内在精神，与其他时代的文学形成了不同的风貌，这是可以从辽代和金代的文化形态找到深刻原因的。契丹和女真这两个民族的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互动——既有彼此的融合，也有相互之间的排拒，呈现出特殊的文化形态；文学创作是最能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灵魂。特殊的文学精神，是我们今天回过头来重新认识辽金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着眼点。由此出发，可以探知一些更为深层的文学史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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