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的国家，文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民族关系的深刻影响。辽金作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民族关系更为复杂，大体说来有两类，一是政权内部处于统治位置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之间的关系，像辽时契丹统治者重用奚人、汉人，歧视渤海人，金时女真统治者重用渤海人，对汉人、契丹人则有所戒备。二是政权之间的民族关系，即辽金与宋的对立与交流。这种复杂的民族关系对中国古代汉语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新的影响。
在各民族之间，由于汉族人数最多，文化水平最高，少数民族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必须要接受汉文化，提高本民族的汉文化水平。辽时契丹统治者重用部分汉人，像以韩知古为首的韩氏家族则具有非常显赫的政治地位。金时入主中原内陆地区，更是主动采取了“借才异代”的措施，即从辽、宋“借”得部分人才，这样便加速了少数民族的汉化进程。因为统治者本身是少数民族，其汉化条件较为优越，所以其汉化速度和程度超过了以往的少数民族。辽金之前，少数民族也有不同程度的汉化，但很少参与汉语文学的创作，其汉语文学水平有限。而这时，随着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汉文化水平的提高，则涌现出一批少数民族汉语作家，有的作家水平已经不逊于一般汉族文人。辽时契丹人萧观音、耶律倍、萧瑟瑟，金代女真人完颜亮、完颜、完颜、契丹人耶律履等都有佳作传世，此外，还有很多少数民族作者没有作品传世。此后，少数民族作家以其混血型的文化优势，越来越显示出很强的创造力，并且逐步成为中国文学创作的一支新生力量。后代少数民族汉语作家地位的逐步提升，实际上就是肇端于辽金时期。
民族交流向来是双向的，在与少数民族的交往中，汉族也受到少数民族的影响。特别是金朝迁都燕京、汴京之后，少数民族大量南迁，进入到汉族传统居住地区，少数民族服饰、歌舞等文化也随之南迁，它们对汉文化的影响也就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范成大使金途中，发现汴京百姓“久习胡俗”，男子多髡顶，并由随处可见的“耆婆舞”得出“虏乐悉变中华”的结论。这说明，少数民族文化已经普遍渗入到汉文化之中，并在充实和改造着汉文化，直接推动了北曲的兴起和发展。元代戏剧导源于金代，而金代戏剧之所以发展迅速，原因之一就是戏剧这种大众文化通俗易懂，很容易得到少数民族的喜好。另一方面，汉族文人一旦进入仕途，与少数民族官员朝夕相处，不可能不受到他们的影响，特别是与少数民族文人的唱酬时，更是要考虑到对方的审美情趣及文化水平。辽金文学雄健朴实、粗犷豪迈的风格就与北方游牧民族强悍勇武的民族个性密切相关。
一般说来，民族间平等的交流对文学创作最为有利，但民族歧视客观上有时对文学也有一定的作用。辽金两朝虽然“蕃汉杂用”，但汉族文人的政治地位明显低于统治阶层的契丹人或女真人，难以跻身上层，参与军国大事。很多情况下，官方录用汉人，只是像元好问所说，用来“以示公道、系人望”而已。这种民族歧视使得汉族文人的政治理想严重受挫。我们在辽金文人的作品中，很难看到此前文人的崇高理想和从政热情，原因即在此。这样，他们便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客观上促进了文学的发展。金末社会动荡，文人从政机会很少，即使考中进士，也可能无缘仕途，有人感叹“一举成名天下知，十年窗下无人问”。这批文人或沉沦于下僚，或隐没于民间，在金王朝内外受困之际，他们并没有投身到救亡图存的行动中，而是继续他们的文学创作，用文学来表现民族与百姓的苦难，从而取得了辽金文学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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