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献珍文集》(共三卷)最近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前两卷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作者亲自定稿,这次出版三卷文集时,前两卷系原版重印。第三卷是在杨老仙逝10年又4个月之后出版的,虽不可能再经作者定稿,但其整理者,一位是其学生艾恒武,一位是其子杨欣。他们在整理过程中严格忠实于杨老的著述。
收入三卷《杨献珍文集》的著述共95篇、320余万字的文章,是从作者300万字左右的著述中精选出来的。
《杨献珍文集》所收入的著述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半个世纪之久(1940~1990),基本上均是作者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经验的论证,其中包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原则运用于党校的创办、管理和教学的理论方针的文章以及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学、研究和有关论战的著作。收入《文集》Ⅰ、Ⅱ的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党校教育和理论教学方面的文章;收入《文集》Ⅲ的主要是有关作者所坚持并为之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三个著名的哲学理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关于“合二为一”(对立面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文章。杨献珍的这三个理论问题,在“左”的错误时期曾受到错误批判。康生把这种批判概括为“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三次大斗争”。杨献珍关于这三个哲学问题的文章,作为讲稿写出,当时并未发表。在1959年批判他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1964年批判“合二而一”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进行批判时,他的发言权被彻底剥夺,没有发表文章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自由和权利。关于杨献珍这三个理论问题的言论最早在报刊上出现,是由批判者用断章取义和移花接木的方法,从杨献珍的文章中摘取其部分言论,在报刊上公布,并进行所谓“批判”的。“文革”时期,当时主管中央党校工作的康生为达到借整人以邀宠的目的,更是给杨献珍捏造种种罪名,进行批斗。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杨献珍只能采取申述和抗议的形式,向中央写信、向中央专案组写抗议材料来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同时对那些错误的批判进行批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恢复了自由,有了发言权,才得以在各种报刊上和书籍中,发表他的申述和抗议;对那些还在沿用断章取义偷换命题的手法或通过篡改党校历史事实而对杨献珍的哲学观点继续歪曲进行“批判”者进行了反批判,等等。《杨献珍文集》不仅充分体现了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党校教育家的风范和坚定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高尚品格,而且还是研究现代中国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斗争)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解读杨献珍其人其思的重要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