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民魁从1960年就开始搞口腔正畸（牙齿矫形），目睹了人们对牙齿态度的变迁。过去人们爱说：“牙疼不是病。”现在人们为了看一次牙，要起个大早到口腔医院去排队挂号。牙科大夫（口腔医生）也成了热门职业。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社会的变迁。他现在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人们对牙齿的态度，能够折射出社会的变迁。我告诉你，牙的问题太重要了，成年人有32颗牙，谁都不敢保证颗颗都能跟着你“白头到老”；但牙的问题又容易被人忽视。以前人们生活困难，致命的大病都没条件医治，哪还有功夫管牙的死活？不是有那句话吗：“牙疼不是病。”
我1937年生于上海，23岁从北京医科大学毕业，在口腔医学院（现在叫“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搞口腔正畸，一干就是40年。刚工作的时候，我的病人少得可怜，全都是高干子弟、芭蕾舞演员、外交人员和体育明星。普通老百姓对牙齿的态度可以用一个成语概括，就是任其“自生自灭”，许多人还给我说笑话：牙有什么好侍候的？一颗牙没有，照活一百岁！
什么时候牙齿的地位提高了？让我想想，应该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来看牙的就多了起来。我感觉到，最近十多年来，牙齿的地位简直是跳跃式提高。特别是在北京，人们对牙齿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现在你到口腔医院看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早上要五六点钟来排队挂号，有些科室甚至得半夜来排号。
我预计再过几年，随着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推进，中小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将普遍提高，他们也会更加重视牙齿保健。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每3000名居民就应该有1位牙科大夫；我国大概是每30000人有1位牙科大夫，而且分布极不均衡，北京地区基本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而广大农村地区估计十几万人也摊不到一位。现在牙科大夫到哪儿都是“抢手货”，我前后带过17个博士、3个硕士，前几届学生还有出国的，最近几届全都留在国内工作了，而且以前去的现在也都回来了。我的这些学生还没毕业，好多单位就找上门来了。社会上急需各种层次的牙科大夫，各省区市都在抓紧时间批量“生产”，几乎所有的医学院校都开设了口腔系。
我是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你问我最关心什么问题？我最关心的当然还是社会医疗保障体系建设，这可是“救命”的大问题，相比之下，牙齿保健就显得有点“贵族化”了，国家还没有精力管到这一层次。估计再过10年左右，政协会上将会出现与牙齿有关的提案。
话又说回来了，作为一名口腔医生，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平时多关心自己的牙齿，至少一年到医院检查一次，不要等到牙疼了才捂着腮帮子去看急诊。牙病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你可以一辈子都不得心脏病，不得肝炎、胃溃疡，但很难不得牙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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