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科学家的成长

科学与科学家的成长与环境密不可分。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我最早的科研工作是在列宁格勒大学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原位蒸发B1薄膜织构的电子衍射研究”，导师是M.A卢姆士，他也是讲授电子衍射课程的老师。我很喜欢电子衍射的实验和课程，对借助波恩近似推导出的运动学电子衍射理论尤感兴趣。当卢姆士老师讲到正空间和倒易空间的关系时，他让学生们闭上眼睛听。有意思的是，听着听着，反映两个空间之间关系的一幅幅图画浮现在眼前，至今铭刻在脑海中。我那时学到的理论和实验知识为后来从事电子衍射和高分辨电子显微学打下了基础。

著名晶体学家陆学善先生是我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导师，从事粉晶X射线衍射研究。虽然一年之后我就离开了X射线衍射工作，但是先生严格、严谨、严肃的科学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研工作的秩序被打乱，有两年时间我在干校和工厂劳动。幸运的是，1973年所长施汝为先生安排我调研晶体学的发展动态，使我能有机会在图书馆看到关于高分辨电子显微像的报导，了解从显微像上能直接看见晶体中的原子团，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此后从图书馆把能借到的有关期刊借回家，晚上阅读，一直跟踪这新学科的发展动态，并和从事X射线晶体学工作的丈夫范海福讨论。不久我们悟出，欲借助高分辨电子显微像测定晶体中的原子位置，事先必须对被测结构有所了解。于是我们开始寻找消除此局限性的途径，想到把电子衍射与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相结合的办法，从此开始了电子晶体学图像处理技术的研究。

新的时代给了中国科学与科学家新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之后，重新恢复了科研工作的秩序，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1980年国际著名学者A.Howie教授和N.Uyeda教授同时被邀请来北京开电子显微学的系列讲座。这些课对闭塞和停顿工作十年的中国电子显微学工作者很有帮助。1982年日本的桥本初次郎教授邀请我到大阪大学应用物理系访问六个月，我在那里开始了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的实验和像模拟计算工作。在大阪大学桥本教授研究室取得的工作经验，使我们在中国科学院物理所建立和发展的高分辨电子显微学研究组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作为一个实验物理学工作者，我很有兴趣把实验现象和结果上升为理论。当观察到实验像和模拟像的衬度随晶体厚度而变化时，我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证明这些现象有普遍性，最终推导出一个像强度公式，解释了这些被观察到的现象。在研究准晶结构时，我的学生拍摄到一系列电子衍射照片，这是第一次得到了几乎反映从准晶到晶体之间的连续转变过程。我们用相位子缺陷解释了这个转变过程，然后我推导了准晶体与晶体之间关系的表达式。

我的一点成功离不开我中学和大学时的数学和物理老师的培养。例如，我从武汉大学物理老师周如松先生那里，学到如何对物理现象进行仔细分析。又如，中学时的数学老师张立蓉先生，激发了我对数学的极大兴趣，她那坚韧不拔的求解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我要向各位前辈、老师、同事、学生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