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产业变革只能是混合型模式，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周天勇同志的观点（见《光明日报》2003年3月18日）。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一是从发展的区域看，台湾、香港、上海、深圳等地，可能要推进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中部则要推进第三次和第四次产业革命，西部可能要花大力气补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革命的课。二是从人才、资本、技术手段和市场等环境看，中国各个不同等级素质的劳动力都有，能参与第五次和第六次产业革命产业的人力资本有限，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外流严重；装备的技术水平也高低不一，进行大规模产业革命的研究与开发资金投入和积累能力还有限；而受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较低的制约，一些生物、生命和基因产品的市场容量还较小，研究与开发成本较高，还不可能大批量生产，价格水平导致市场的扩散范围不大。三是从中国产业的竞争优势看，劳动力丰富和便宜是其比较优势的核心。由于劳动力的素质层次差别，不可能大规模地发展第六次产业，也不可能大规模发展第五次产业附加价值较高的核心部分。当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对研究和开发进行投入，要形成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五次产业革命和第六次产业革命的关键部分，以在世界产业革命中占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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