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以工业革命为基础的英国早期现代化模式尽管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成功范例，但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这就不免引起人们思考：在英国工业现代化模式外，是否存在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如果有，这种模式又是如何生成的？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是否出现过这种类型？笔者认为，汉口模式即是在中国出现的以商业革命为主导的早期现代化模式。
所谓汉口模式，是指汉口在其传统商业相对发达的基础上借助外部因素，成功完成了近代转型，走上现代化道路。汉口模式的核心不是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而是中国版本的商业革命。中国在从宋代至清代的历史进程中曾发生过三次商业革命：第一次在宋代，表现为坊市制的崩溃和市场化程度的加深；第二次在明清时期，以市镇经济的繁盛为标志；第三次在近代，出现以通商口岸为核心的近代化商业群落。将英国模式与中国早期现代化历程相比照，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现代化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商业化道路，以传统商业的高度发达为依托，借助外部因素得以展拓；另一条是工业化道路，不是依靠传统手工业的发展，而是近代封疆大吏（所谓“洋务派官僚”）通过购置外国机器设备，发展近代工业得以铺陈。
汉口自明代成化年间因汉水改道而肇始，至清前期已跻身全国四大商镇之列。汉口的商业成长史表明，明清商业革命最具革命性的意义在于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合一的格局被打破，出现了政治中心与商业中心剥离的现象，广大市镇如雨后春笋涌现，成为商品经济的中心舞台。明清市镇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在区域内及区域间形成了各种专业市镇及长距离贩运市场，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商品化，为中国早期现代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市镇都迈进了近代化的门槛。由于历史机缘的不同，许多传统市镇在近代化的背景下趋于式微。在中国传统的四大商镇中，也只有汉口依托自身的商业实力，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完成了近代转型，主要体现为机器工业、海关制度、银行系统、买办群体、近代商会使汉口的产业结构及市场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近代公用事业（电灯、自来水等）及第三产业的发达是汉口社会生活迈向现代化的显著标志。在此基础上，汉口以商业优势拉动武汉地区的经济发展，使武汉成为华中最大的经济中心。从这一角度看，汉口模式堪称研究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文本。
汉口模式的特殊性体现在：其一，汉口是由一个传统市镇蜕变为具有近代色彩的工商业大都市的。之所以能够完成此种蜕变，主要取决于四个因素，即：汉口得天独厚的水陆交通网络及商品流通渠道、汉口成熟的市场体系及其在全国的商业地位、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尤其是俄国商人对汉口市场的强力浸透、汉口发达的金融业（钱庄票号）为其近代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资金援助。其二，汉口模式不同于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它代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商业化道路。史家瞩目的张之洞在武汉地区兴办的早期现代化事业基本上集中于汉阳、武昌，汉阳成为重工业基地，武昌成为轻工业基地和新式教育荟萃之所。因而，可以说，汉口的近代转型是内生型的，具有深厚的传统商业基础，先于张之洞督鄂而启动；张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是移植型的，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及机器得以完成，可以视为英国模式的翻版。客观而论，汉口的近代转型与张之洞“湖北新政”分别代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两条道路，相互推引，又风格各异，共同构成武汉早期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其三，尽管汉口在开埠后的四五十年间出现了近百家外资企业和民族资本企业，行业涉及非常广，但多为雇工人数少、资金不足、设备落后的小规模经营。更重要的是，汉口近代工业格局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极少畸弱。故只能说，机器工业使汉口早期现代化在技术层面出现了突破，但远不足以导致一场英国式的工业革命。事实证明，汉口早期现代化的动力来自商业化，而非工业化。
由于历史机缘、地理及人文环境、区域经济水平等条件的制约，中国早期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命题。在中国早期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除汉口模式外，尚有上海模式、天津模式、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福州模式等，它们之间既有重叠、也有区别，在考察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时，需要我们审慎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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