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集，以前的学者，陆陆续续也编过不少种。尽管有这些书在前，我还是希望重新编一部《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了一些重新编撰的条件。经过这些年的世事变更，思想史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渐渐形成了新的研究思路和叙述立场。其次，思想史有了丰富的新资料，除了众所周知的考古新发现，像简帛文献等等，使得先秦两汉思想史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范围之外，由于思想史观念的变化，也使一批过去很少被纳入思想史视野的资料，特别是过去的边缘资料，开始进入了思想史关注的焦点。
更主要的是，很久以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是否可以用参考资料集代替教科书？思考这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作为一个教师，首先，我常常有这样一种困惑，当我们大学里面那些集历史叙述和历史解释为一体的教科书，把所有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总结和论断了以后，那些教科书的读者还需要、或者说还可以做什么、想什么？其次，经由那些教科书中权威解释了的内容，如果它已经可以充当考试的标准答案，可以使阅读者获得需要的分数，那么，除了一些自己对历史有兴趣的人以外，学生们还会去读有关历史的原始文献么？这样，历史不就不是原来的历史，而成了被咀嚼过的饭、被皴染过的布了么？再次，这些教科书是否会成为、或者已经成为历史研究的范本或者模仿的文本，如果是，那么接受了这些现成答案以后的历史研究将如何进行？
因此，我总觉得，代替教科书，更多地阅读和使用那种解释成分较少，文献资料较多的参考资料集，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修正过去依赖教科书的弊病，也可以使读者少一点后设的结论，多一点自己的理解。这就是我提出编纂一套资料集的初衷。
但是，我得承认，编起来会很不容易。
第一个困难是，思想史是一个学科边界至今也还不很清楚的领域。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中，它和哲学史很难分清，特别是近年来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知识史的互相结合、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史被普遍重视，更使得这种原来期待的学科边界被瓦解于无形。如果我们不想漫无边际地扩张思想史的领地，我们应当如何有节制地选择文献资料？
第二个困难是，如何合理地确定文献资料的章节安排，使它能够摆脱过去思想史编写的旧格局？大的思想家一章，小的思想家一节，不够等级的可以几个人合起来占上一节，再不够格的也可以占上一段，把这些思想家按时间顺序组合起来就是思想史——以往大多数“思想史”都是这么写的。但是，我总觉得，这种方式并不能体现历史的连续性，也常常使思想史变成“学案，而不是“历史，它忽略了那些作为“背景的合唱声音，更容易忽略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影响人们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那么，我们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通过文献选编尽可能地呈现更广泛的思想世界？
第三个困难是，过去各种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参考资料选编，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相当完整和固定的理论和历史，他们是按照一种既定方针和思路，在有目的地选择文献资料的。我不否认每个参考资料都有自己的历史理解在支持它的选择思路，但是我们能不能使参考资料变得更开放一些？套一句熟语，就是使参考资料集的阅读者在这些资料的阅读中有“可持续发展，他们能否从这里面进一步发展出自己对思想史的看法？我们能否能够采取某些形式，使阅读者能够自己从中得到理解的自由空间？
我设想的参考资料集，本来应该包括三种，一是《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主要是按照时间与专题的顺序收录参考文献与论著；二是《海外中国思想史研究资料集》，我希望以原文收录，因为这既可以让学生领略国外的思路和方法，又可以阅读外文的专门著作；三是《中国思想史参考图集》，这是我一直在琢磨的一种形式，我总觉得，思想并不止在文字表述中，也在图像之中，因此可以收集一些有意味的图片为思想史资料。
但是，尽管编撰一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的设想和计划，在我心里已经反复考虑过好多遍了，尽管我可以不自量力地独自写了一部《中国思想史》，但是编撰一套《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我却觉得必须要邀请同事来一起合作，而合作，就不能完全依照我个人的想法，如今的集体项目，常常要将就、要妥协，总是取最小公倍数或最大公约数，因此能够提供给读者的参考资料集，恐怕仍然是半新半旧，半是理想，半是现实的一个杂拌儿，这是我要向读者预先道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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