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3日，南京大学教授孙伯鍨用尽生命最后一份力气，告别了他心爱的讲坛和弟子们，与世长辞。噩耗传来，人们感念这位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学问品行……
1930年，孙伯鍨生于革命老区江苏泰兴。在先辈们浴血奋战的土壤上，度过了他的童年。20岁时，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8年，孙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感情和坚定信念，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倡导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提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成果的唯物辩证法不是旧哲学那样的体系，而是实践的革命的方法论，从而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学科建设，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意义的学术成就。从青丝到白发，从热血青年至南大马克思主义重点学科带头人，孙先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战线一干就是一辈子。学界公认他是我党理论战线上的一名杰出战士。
童星教授是噙着眼泪讲说孙先生的，他是孙先生的早期学生之一。1975年，孙伯鍨由北大调至南大哲学系工作。经过艰辛的努力，于1978年开出了100多课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写出了40余万字的马恩哲学思想史讲稿。教学科研之余，孙先生最为倾心的是一批刚刚留校的青年教师。那时，孙先生的夫人在几十公里以外的南京郊县工作，两个女儿由孙夫人带。南大的桃园南楼，有一间孙先生的宿舍。那间破旧的小屋是孙老师和学生们经常相聚的地方，在那里，孙老师手把手地带童星他们走上学术道路。从第一篇学术论文修改和发表，到第一本学术著作的问世，都倾注了先生的心血。孙老师都难得和家人在一起，到了节假日，孙先生就用简陋的煤球炉烧几个菜和同学们改善生活。童星动情地说：“当年毕业典礼时，同学们拿到毕业证书时，才得知孙老师的两个女儿都因没有得到很好的辅导而没有考上大学。”
在先生眼里，讲台和心爱的同学是最重要的。晚年，他的学生成了教授，学生的学生又走上了讲台，可孙先生仍舍不得离开心爱的讲台。在南京大学，与鼓楼校区有长江之隔的浦口，有一个浦口校区，本科生一般都集中在那儿学习。为加大本科生培养力度，学校给新生们开设了一门“正教授”讲座，考虑孙先生年事已高，学校不安排他到浦口上课，先生得知后，坚决不同意，坚持坐近一个小时的班车到浦口。每次上课，年少的学子们总怀着敬意和虔诚等候先生的到来，在浦口的讲台上，面对一双双清澈的瞳仁和一张张清新又朝气的面孔，孙先生眼里总是露出一种老农望见一片绿油油的新苗般的欣喜。令博士生们感动的是，在1999年患上重病后的3年零8个月的时间里，在做了42次酒精治疗、若干次化疗／放疗手术后，孙先生总是坚持授课。每做一次手术，孙先生都要发烧，遇到有课，他常带着老伴一起到课堂，笑着动员老伴去学学哲学。有一次，他上午刚从医院回来，带着39度的高烧，当天下午有一门博士生课，孙先生一点没有跟同学们提及自己身体的不适，坚持上了三个小时的课。上课时，同学们发现孙老师身体不对劲，下课后打电话从他家人那里才得知实情。事后，选课的学生一致要求先生停课休息，最终还是说服不了他。他说不少同学是从外地赶来的，不上课对不住他们。于是同学们相互达成默契，每次孙先生讲大约二十分钟后，就出来一个同学提问题打断一下，然后其他同学跟着讨论，好让先生休息片刻。
先生学术功底深厚，甘坐冷板凳，从不跟风炒作，以其严谨的学风和敏锐的思想，完成了一项项重要的科研成果。先生集数十年之功而成的一本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创性专著《探索者道路的探索》，自1985年出版以来，在学界产生持续的影响，至今仍是广大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的案头必备书。先生逝世后，大家整理书房时，发现先生读过的马恩全集夹满了纸条，有关思想家的原著写满了眉批。病重期间，他主持的国家级重大项目“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哲学思想”、国家社科“九五”重点项目“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并对理论界、有关决策部门产生重要的影响。他参与主编的8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9年他的著作获得首届社科优秀成果奖后，又出版了凝聚多年心血的力作《卢卡奇与马克思》，出版之后，好评如潮，一时洛阳纸贵。在病重住院期间，先生主编出版了50余万字的学术著作《走进马克思》并获中国图书奖，发表了10多篇重要学术论文。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他还在病床上修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与现状》三卷本教材。面对成绩，孙先生常说的一句话是：“别把它看得太重，实实在在把一生的教学科研工作做好就行了。”
孙先生走了，带着一生未竟的事业，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鲜红的党旗覆盖在这位普通老人身上。巨幅挽联上写道：“人伦楷模，后生师范，九畹芳菲，曾思长扣洪钟，清韵悠悠听逸响；哲学名家，马列忠臣，一身磊落，讵料顿收晚照，停云霭霭想光辉。”校园网上，师生们纷纷感言：“孙先生的血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