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以来，“禁令”一词十分抢眼，全国各地一些行业、部门和单位都争着在媒体上发布“禁令”，创纪录的要数江苏省南京市了，他们63个部门和行业根据各自实际制定了63个“禁令”，可谓“禁令”之最。内容不一的“禁令”，让人眼花缭乱，至于效果如何，相信实践最终会做出令人满意或不满意的解答。
针对行业和部门存在的问题，通过发布禁令，加以制止，总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甚至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好得多。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一些行业痼疾和不正之风，仅靠今天一个“禁令”，明天一个“不准”是难以奏效的。君不见，当年36个文件没有管住一张嘴；逢年过节各级比着下发若干个“不准”并没有杜绝请客送礼、行贿受贿等恶习就是明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陆续制定了比较系统完备的法律法规。各级政府机构和执法部门的公职人员，只要严格执法，照章办事，遵循已有的法律法规，并自觉接受社会公开监督，就完全可以做到人民群众满意或基本满意。但现实情况却是，本来法律法规已有明文规定，很多人却不清楚或者即使清楚也不去照着办，而是热衷于发文件、定制度，下“禁令”，搞“不准”。比如，有的法院的“禁令”要求办案人员要“不办人情案，不接受当事人的礼品，不赴当事人设的酒宴”等；教育部门的“禁令”则规定教师“不准打骂体罚学生，不准收受学生家长的礼物”；服务行业的“禁令”是“不准短斤少两，不准销售假冒伪劣商品”云云。且不说上述“禁令”的内容早已在相关法律法规里有明文规定，即使没有明确要求，也是职业道德所绝对不允许的，作为公职人员还需要天天让人提着耳朵提醒吗？
对此，人们不禁要问，“禁令”何其多？笔者以为，根本的或者说深层次的问题是，“禁令”之所以泛滥，是因为国人的法律意识的严重缺失！“禁令”不是不可以搞，而是应当明白怎么搞，搞什么？禁令是指“禁止从事某项活动的法令”（见《现代汉语词典》1982年版），它是法律的补充，具有临时性和应变力。如果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已经明确了的，就无须再三番五次地去搞什么“禁令”。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还是应当少一些浮光掠影的“禁令”，多一些法律意识。惟其如此，“依法治国”才不至于局限在一些人的口头上，而是真正落实到扎扎实实的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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