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以来的留学潮经历了130多年的历史，从晚清到20世纪末已至少有十代留学生。按戴逸先生的划分，光绪初年官派幼童赴美为第一代，1950－1960年负笈留学苏、欧者为第九代，文革以后留学的是第十代。前有先驱，后有来者，伏涌延绵，越代相师。溯觇前八代的经历和贡献，始见第九代在中国现代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冀望第十代及以后的走向。
第一代官派留学生是120名12至15岁的留美幼童。由早期留美的容闳（1847年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提议，经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清廷批准从全国选招，1872至1875年分四批赴美后，分住新英格兰百姓家中，拟先读中学，再进大学。稍后，有人剪掉辫子，改长袍马褂为西装，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这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肆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他们认为，学生离经叛道，不读儒书，目无师长，沾染恶习，有以夷变夏之忧。于是不顾容闳的反对，1881年奏请清廷批准，将全部幼童遣送回国。这批归国少年中，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如民国初年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唐国安等。詹天佑等个别人“叛逃”未归，考进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
第二代是光绪初年（1877年）派出的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在这批人中，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兼旗舰“定远号”管带、代理提督刘步蟾（1877年留英），左翼总兵兼“镇远号”管带、后任提督的林泰曾（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副将兼“经远号”管带林永升（1877年留英），左翼左营参将兼“超勇号”管带黄建勋（1877年留英）等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壮烈殉国。严复（1877年留英）1879年在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毕业后，对西方科学产生浓厚兴趣，后成为中国“精通西学第一人”，1912年任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他首次把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赫胥黎的《天演论》等八种科学名著译成中文出版，为传播现代科学做出重大贡献。
第三代是20世纪初的留日学生。清廷在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的惨败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东邻日本成为学习的样板，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旋即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1905年孙中山在东京成立“同盟会”，两年内即有960多位留日学生加盟。他们后来成为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先锋队和中坚力量。
第四代是庚款留美学生。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万美元（按每两关银折合0.742美元计）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1078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参众两院批准此项提议，规定此款应由美国人掌握。此后，英、日、法等国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1909—1929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967人；1929—1937年选送104人；1938—1945年选送39人。与此同时，还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其数量远大于“庚款”学生数，大约在三四千人之间。叶企孙（物理）、吴有训（物理）、胡刚复（物理）、赵忠尧（物理）、胡明复（数学）、施汝为（物理）、秉志（生物）、梅贻琦（电机）、何杰（地质）、周仁（冶金）、高士其（生物）、周培源（物理）、竺可桢（地理、气象）、侯德榜（化学）、张钰哲（航空）、顾毓（电机）、杨石先（化学）、钱学森（航空）、钱伟长（力学）、梁思成（建筑）、张光斗（水利）等都是庚款留美学生。这是开拓中国现代科技事业的一代，很多人后来成为学科奠基人和学术栋梁，为中国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培养了人才。
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是第五代。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1902年留法）、蔡元培（1907年留德）、吴稚晖（1901年留日）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在里昂、北京等地设立分会，招收自愿赴法求学的青年，并在河北高阳县开办“留法工艺学校”，为贫寒子弟留法做准备。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李立三、蔡和森、李维汉、蔡畅、李富春等都在1920年左右赴法勤工俭学，严济慈、童第周、徐悲鸿、钱三强、肖三、冼星海等著名科学家、艺术家、音乐家也都在此时期赴法学习和工作。
第六代是20年代的留苏学生。十月革命胜利后，苏俄于1920年5月决定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全称为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招生对象是苏联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瞿秋白、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肖劲光、王一飞、柯庆施、彭述之等是首批赴该校学习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东方大学中国部改名为孙逸仙大学，又名中山大学。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选送一批人去中山大学。张闻天、叶剑英、王稼祥、秦邦宪、罗亦农、许光达、杨尚昆、伍修权、乌兰夫、廖承志、刘伯坚、谭平山、蒋经国、屈武、谷正纲等都在东方大学或中山大学学习过。1923年以后，朱德、邓小平、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富春等也从西欧转到莫斯科东方大学。1926年中山大学在校生340人，1927年达到800人。到中山大学于1930年关闭止，留学生总数当在千人以上。另外，1922年联共（布）远东局在满洲里开设政治学校，毕业后分送苏联各大学续读，共接收中国学生310人。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每年有100人左右，最多时达千人。自费留学的人数也日益增长。除清华大学继续选派庚款留美生外，英、法所退部分庚款和一些慈善机构的支持也有利于中国留学潮保持不衰。由于二战期间交通不便，很多人毕业后留在国外长期工作，到战后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为中国科学研究体系和工业基础的建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从1927年到1937年期间的留学生可称为第七代。
第八代是指1938—1948年期间留学欧、美的学生。抗战期间，留学人数锐减，从1938—1941年仅有300人左右。抗战胜利后，全国上下渴望进行和平建设和加速国家工业化进程，而战争时期中国武器装备的落后更激励爱国青年出国留学。当时政府制定了《自费留学生派遣办法》，为大批学生和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李政道（物理）、朱光亚（物理）、唐敖庆（化学）、孙本旺（数学）、张瑞（化学）五人是蒋介石亲自决定选派的。1946年，蒋介石问吴大猷、曾昭伦和华罗庚，为什么中国不能造原子弹？答曰：中国缺少人才。蒋委托三位科学家立即选派并护送一批最优秀的青年去美国学习。上述五人于1946年9月从上海起程去美国。美国政府以原子技术对外国保密为由，拒绝接收。吴大猷和华罗庚不得不宣布解散，请各位自寻出路。
据高教部统计，到1950年滞留在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有5000多人，其中美国3500人、日本1200人、英国443人、法国197人、德国50人、丹麦和加拿大各20人，大多数是抗战前后出国留学或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年轻学子回国工作。在1949—1954年间，有1424人经过坎坷挫折和百折不挠的斗争回到祖国，多数是从美（937人）、英（193人）、日（119人）和法国（85人）回来的。到50年代末回国人数增至2500名。其中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赵忠尧、郭永怀、李恒德、师昌绪、陈能宽、侯祥麟等是在朝鲜战争后，经过中美多次谈判才得以回国的。
与中国历史上历次留学运动不同的是，新中国派遣留学生计划与国家工业建设计划密切结合。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并成立了由聂荣臻、李富春、陆定一主持的留学生派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方针、计划和组织实施，以便与经济建设计划相协调。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先后与苏联和东欧各国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并陆续开始执行。由中国教育部门派出的留学生，1950年35名，1951年381名，1952年231名，1953年675名，1954年1518名，1955年2093名，1956年2401名。1957—1960年每年四五百人。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派出人数进一步减少，1964年以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改向西方各国。据教育部统计，1950—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
除前述教育部门派出的以外，还有50年代军委系统派出的军事留学生800人，共青团中央派出138人。为执行各项苏、欧援建计划，“一五”期间由工业部门独立派出7800人去苏联、东欧工厂、矿山对口实习，学习工艺技术和管理，其中管理人员609人，工程技术人员4876人，工人2291人，其他44人。
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万多名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愉快地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青春年华，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的工作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改革开放列为国策。为学习和吸收国外的先进科技、经营管理经验及其它有益的文化，向世界开放，加速培养人才成为第一要务，从而开启了中国留学运动的一个全新时代。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地位，打开了与西方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大门，为交换留学生创造了有利条件。1978年7月美国卡特总统科技顾问弗兰克·普雷斯（Dr. F Press）向方毅副总理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留学生计划。与美国达成协议后，国家教委陆续与英国（1979）、埃及（1979）、加拿大（1979）、荷兰（1979）、意大利（1980）、日本（1981）、联邦德国（1981）、法国（1981）、比利时（1981）、澳大利亚（1986）等国政府达成交换留学生协议。1978年12月，首批50名赴美留学人员到达华盛顿，进入各高等院校。从1978年到1989年这十年中，经国家教委派往上述各国的留学生达9.61万人。其中公费生近3万人。
中国大量派留学生的决定得到了海外科学界的热情支持。80年代初，李政道先生发起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计划，到1986年按此计划安排了700多名学生进入美国大学。1981年，康奈尔大学的吴瑞教授又倡议把此计划扩展到中美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领域。同年，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哈佛大学化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多林教授发起中美化学研究生计划。丁肇中先生于1982年提议设立实验物理研究生培养计划。陈省身先生于1982年倡议并组织实施选择赴美数学研究生项目。
中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决定还得到海外民间和官方各种基金会的热情赞助。首先为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有美国李氏基金会（The Li Foundation，1982）、包玉刚捐设的包兆龙留学生奖学金（1983）等。1985年，包玉刚致信邓小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提议设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包爵士及其家属认捐1400万英镑，中国政府出资1400万英镑，英国政府从外援基金中拨资700万英镑，由英国文化委员会在英国本土实施该计划。1986年6月，三方在伦敦签署备忘录，成立“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委员会”，每年支持350—420名中国研究生和学者到英国大学和研究机构从事学习和学术研究。
从1979到2000年，仅由中国教育部门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留学生就达45万多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20万、日本5.5万、加拿大3.8万、英国3.65万、德国2.6万、澳大利亚1.78万、法国1.63万、俄罗斯1.18万。还有大批青年通过亲友和其他渠道出国留学，未包括在教育部门统计之内。
这第十代留学生，很多已经回国，成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高技术产业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骨干力量。仍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学子们，也在寻找机会，珍惜机遇，用各种方式为祖国的振兴和人类科学事业的进步贡献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