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俗科学。它从哲学和伦理学中独立出来之时，就旗帜鲜明地显示自己要把世俗的利益供奉在知识的殿堂上。先行登上殿堂的是重商主义，它的确很俗，也几乎与欧洲的理性主义思想不搭界。慢慢地，经济学雅了起来，而其重要标志，便是成了少数知识精英侍弄的对象，一代一代学子要附庸这个风雅，惟那些知识精英的马首是瞻。然而，经济学还是脱不了自己的俗根，因为大众需要它照顾自己的钱袋。所以，在少数知识精英（主要在欧美国家）的外围，就有了一批传播经济学的人士，他们要在雅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大众服务。于是，经济学的传播就成了一个世界性的产业。以我之见，中国还处在经济学的传播阶段，真正侍弄经济学的知识精英还很稚嫩，或者说还远没有成气候。中国的经济学传播可圈可点，其中有了一批先锋人士，梁小民便是这中间的佼佼者。小民为大众写了许多普及经济学的作品，结集出版的不下十几种，近期他又有系列作品《我读》、《我看》、《我说》，既丰收了小民自己，又愉悦了渴求经济学的读者大众。
梁小民把经济学在全国真正上成了一门“大课”。当年，他的《西方经济学导论》、《西方经济学教程》就有极为广泛的读者。可以不夸张地说，从教书育人的角度说，梁小民在全国经济学界的知名度无出其右者。他的文章不像林行之、熊秉元先生的文章那样波澜起伏、恣意汪洋，但也议论精当，叙事严谨，能恰如其分地用经济学思想解释复杂的经济生活。这不容易。经济学是科学，虽然它还不很成熟。运用科学分析问题要尽可能地严谨。经济学的某种边缘性质使得学者们不免用直觉来对某些问题做出判断，如果这种判断来自一个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就使读者能够放心。梁小民给全国爱好经济学的学生讲“大课”，的确让人放心。
小民的书受读者欢迎，是因为他了解读者想获得什么。这种了解又与他的良好直觉有关。在《我读》这个集子里，有一组解读经济学经典著作的文章，其中提到斯密的《国富论》对中国问题的讨论。这篇解读经典的文章让我读的津津有味。斯密不仅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长期停滞，还指出了中国古代社会停滞的原因——“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我理解，小民从这个角度来介绍斯密是有用意的，因为斯密指出的问题在他的书出版200年以后（1976年）还没有解决，如果说要让斯密的思想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到今天也还未达到。我以为，斯密的思想再传播100年也不为多，小民先生理解这一点。
当然，我不是说小民的书对于大众启蒙已经尽善尽美了。例如，小民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若有一种批判的眼光可能会更好。还以《国富论》为例，斯密在这本书中对中国的评论可能欠深入。说中国“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是对的，但中国何以如此呢？这当然和中国历史上的专制统治有关。比较一下中国和欧洲的历史可以看出，欧洲历史上最专制的时期，其专制程度也逊于中国。斯密提到中国君主在水利中的工作，或许他认为中国的专制与此有关，这个潜藏的论点对其他学者有广泛的影响。其实这个观点不一定正确。评价中国历史，离不开对这个所谓“李约瑟之谜”的回答。解答这个问题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小民能亮出自己的看法，总归是对读者的一个启示。
经济学归根到底是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而这正是古今中外思想家殚精竭虑所要破解的题目。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中庸之道”伦理哲学是破解这个题目的重要思想成果，它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思考社会问题的方法。而经济学的本性是中庸，这正是经济学比其他学科的长处。我以为梁小民深得经济学的个中三昧。经济学的观察方法强调价值中立，要求经济学家在观察分析对象时不用自己的价值观干扰对客观世界的评价。有人对经济学的这个方法有很大的误解，以为经济学“不讲道德”，其实，经济学讲的是“多数人”的道德，或者说是多数人的行为偏好，而不用“个案”替代社会大众的一般道德取向。小民先生的书便正是以这种中庸的立场剖析经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评价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的是是非非。
我以为小民先生的经济学普及工作有重要意义。时下大家都认为国人的心态浮躁，连知识界也不例外。我观察，中国知识界的浮躁之最可怕之处，是对人的普遍价值观的怀疑，动辄提出要对人性进行改造。改造人性的办法呢，便是要树立某个知识领袖，或者自己站出来做一个知识领袖，作为改造人性的范本。我记得一次“座谈会”上就有人随手指向一位畅销书作者，说他是人性改造的范本。这种指鹿为马的蠢行已是中国知识界的特殊社会病。防止这种社会病的蔓延，一是要完善社会制度，二是要更新思想观念，而普及经济学则不失为更新思想观念的好途径。经济学不怀疑多数人的道德，或者认为如果多数人的道德出了问题，那一定是我们的制度存在某种问题。读小民先生的书，能感到他对社会正义的某种信念，以及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某种乐观，也许，这种信念和乐观是他送给读者的最好的礼物。
《我读》、《我看》、《我说》
梁小民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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