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评传》（田本相、吴戈、宋宝珍著，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简称“田著”）既注重田汉生活经历和创作历程的“传”，又注重对其戏剧创作和戏剧流动进行符合作家和时代实际的“评”；“传”则资料翔实、依据充分，“评”则论述精当、见解独到。在田汉研究方面，这是一部“评”“传”俱佳的力作。
首先，田著将田汉的生平、文艺创作和戏剧活动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了全面的勾勒、描述、分析和评价，在读者面前竖立了一个丰满、真实的田汉。田汉对20世纪中国戏剧事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从事戏剧创作（包括话剧、戏曲、电影和歌剧）、领导戏剧运动、建设戏剧理论、培养戏剧人才、推进戏曲改革，等等。田汉何以会取得如此令他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突出成就？田著没有就事论事，而是将田汉的一生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把握，认为他的戏剧创作“对传奇性，故事性，舞台气氛的借重”植根于他童年、少年时期的看戏和唱戏的戏剧实践；30年的“向左转”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仅仅是“普罗戏剧”思潮的共产党人（如蒋光赤、安娥）的影响，而是与他青年时代就形成的、一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相符合的，也即“客观历史趋势同主观要求的双重必然”；南国时期、左翼时期和抗战时期不仅仅“干戏剧”而主要“干戏剧运动”，是因为他并不是将戏剧简单地作为文艺的一个部门，而是站在个性解放、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高度上充分重视戏剧的感染力和战斗作用。
田汉既是一个激情胜于理智、“浪漫分子多于现实分子”的剧作家，又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关注民生疾苦的剧作家，他的人生态度不可能高蹈，他的戏剧创作更不可能远离现实。二者共同决定了田汉剧作既反映现实的苦难和抗争又表现个人隐秘的情感世界的独特特点。以田汉的生活经历、情感波动、思想发展及三者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作为切入点，通过对早期的《梵峨与蔷薇》、《灵光》、中期的《复活》、《秋声赋》、后期的《关汉卿》、《谢瑶环》等作品的认真细致的分析，田著概括地提出了田汉戏剧创作的“移情”说，这是该书对田汉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移情”特点的形成除却田汉独特的性格气质、独特的行为方式、情感方式和创作个性外，又与早期阅读《绿野仙踪》、《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有关。正因为早期的戏剧实践和大量的阅读文学作品，才使得田汉“了解了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中‘移情’‘寄托’的重要性。‘托物言志’、‘借他人之泪，浇自己心中的快垒’，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中这样一些最基本又重要的因素，就被这样感性地把握了”。而这种“把握”，又影响了他对文学艺术价值的认定，影响了他对文学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因此，在中国现代剧作家中，田汉的个人生活与创作之间的关系最密切、最明显。
其次，田著对田汉戏剧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作出了独特的认定：诗化现实主义。在70余年（1926—1998）的田汉研究中，关于田汉的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学者们根据对田汉及其剧作认识的不同视角而提出了各具合理性的多种说法，如浪漫主义说、现实主义说、“两结合”说。不过，一个共同的问题却是将田汉的创作人为地分成了虽有联系但又严重分裂的几大块，主要以政治立场、政治地位和作品内容的变化界定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诗化现实主义的提出既符合田汉创作的实际，又在一定程度避免了上述的偏颇。田著认为，田汉的剧作自始至终都呈现着诗化现实主义的烙印：“既表现浓郁的诗情、浪漫的格调、丰厚的美学意味，又表现出植根于社会现实、刻画真实细腻的艺术形象，从而对现实人生有所裨益的思想倾向。”《梵峨与蔷薇》在“在浪漫、抒情和现实的融汇上，显示了诗化现实主义的最初征兆”；《获虎之夜》是诗化现实主义的开拓；《名优之死》是诗化现实主义的杰作；《关汉卿》和《谢瑶环》是标志着诗化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因而，虽然随着时代的急剧变化和作家思想的逐渐成熟，田汉剧作的内容情调表现为不同的风貌，但诗化现实主义却使创作方法和创作风格在历史与逻辑的层面上取得了一致。
最后，田著的另一个特点是不为尊者讳，依据自己对对象和剧作的独特理解，敢于在已有的评说之外陈述己见。譬如《苏州夜话》，学术界基本的认识是此剧揭露了军阀混战的罪恶，作品的主题是反战的，艺术上是成功的，田著从戏剧结构这一艺术视角对其进行了新的述说，认为它“是一部构思混乱、人物设计欠斟酌、行动不统一，有戏剧性但趣味不高、想表达思想却流于空洞口号与训练口吻的独幕剧。是‘言情’与‘感事’两个半段儿的生硬组合”。30年代前期，田汉对徐悲鸿画马、《雷雨》的创作和梅兰芳的京剧演出都曾以“革命”的立场进行过尖锐的批评，田著认为，这些批评，既不中肯，又不深刻，更不符合文艺创作的规律，“是把某种脱离作品实际的批评标准与尺度”来衡量他人的创作，是“批评眼光与审美判断力的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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