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作家文体意识的觉醒与高涨，最先表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上，20世纪80年代文体实验的高潮主要集中在中短篇。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比中短篇来得慢。进入了90年代，中短篇的文体实验高潮已经退去，长篇小说的文体变革才开始为人们所瞩目。一旦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它所带来的则是不可低估的文体震撼。当年王蒙、汪曾祺的短篇小说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人们曾经为之惊叹：这也是小说吗？小说原来也可以这么写！在阅读过90年代的多部长篇之后，我们竟然也产生了同感。那种固有的长篇模式：曲折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丰富的生活场景、现实主义的历史画卷不再是惟一的长篇模式，长篇的写作也是可以不拘一格的。
长篇小说原本是以叙事为主的文体，讲述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曾是它吸引读者的看家本领。张炜《九月寓言》中的故事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法转述恰恰是他对故事的刻意追求。在故事的框架里填充进去的是荡漾的激情、盎然的诗意，一部长篇小说实际上是一首献给大地的长诗。我们曾经领略过中短篇小说的诗化风采，长篇小说也可以写成诗么？《九月寓言》给了我们肯定的回答。
长篇小说是写实的文体。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客观写实的叙述方式，一直是长篇创作的主流。而以陈染为代表的一部分女性作家，敢于正视自己心理与生理的独特感受，书写个人对生活的体验。这体验有别于书本已有的记载、有别于公众共同的经验，是现实生活在个人心灵中的投影。
长篇小说的叙事中心多集中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以此来展现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揭示出社会某些本质性的特征。但是王安忆认为，历史不是由事件组成的，那些重大的事件总是从日常生活开始的，历史的变化蕴涵在日常生活里面。所以，她的《长恨歌》把叙事中心定格在世俗的日常生活，通过上海弄堂普通女人王琦瑶的一生，写出了市井女人的命运，绘制了一幅弥漫着弄堂文化的工笔画卷。
长篇小说的严肃性似乎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但是近年来狂欢体长篇小说的出现，却使其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有了改变。文学中的狂欢来源于生活中的狂欢节，是对解除了禁忌、解放了感觉的乌托邦文化的想象与追求。巴赫金对狂欢节文化意义的阐释、昆德拉对“小说是引人发笑”的定义的确立，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到中国长篇小说的创作。
可以看出，新时期长篇小说的文体革命已从多方面展开，强大的冲击波正在改变着长篇固有的模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现实主义已经寿终正寝。相反，文体的自由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提供了变革的契机，使这棵古老的参天大树不断抽出新枝。而且它深厚地植根土壤，从未停歇地结出的丰硕成果，还正在吸引着不少作家向它靠拢。陈忠实的《白鹿原》是一部史诗性的现实主义力作，它把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宗族矛盾与政治斗争、婚姻性爱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宏伟的史诗结构，承载起揭示民族秘史的丰厚意蕴。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明显地表现出向传统靠拢的倾向。但是，重复的叙事方式来自于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介乎于传统与先锋之间的叙事视角、叙事态度告诉读者，余华的长篇并不是一般的回归传统，而是在传统与先锋的结合部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90年代的长篇小说浩如烟海，文体的形态多种多样。在众多的长篇中选出以上几部进行研究，也许不够全面，但是，从中我们或可窥出长篇文体变革之大概。（本文为庞守英著、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时期小说文体论》一书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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