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02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的盛况逐渐被人们所淡忘时，正在国内中科院和多所高校兼职的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的饶毅先生却激情难抑。面对我国与诺贝尔奖的差距，他在本刊已连续发表两篇评论，探讨我国在科技事业管理方面的误区。此次他将从科学文化入手，点评我国科技界的思维与行为误区。本刊谨以此奉献读者并恳请各界批评指正。——编者
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有紧密的相互关系。科技文化在中国历史不长，且受传统文化习俗影响，一些不良习俗还没有彻底改掉。
原始创新精神的欠缺，部分是因中国习惯跟“热门”，而错过自己创新的机会。生命科学有几个方面，中国原有一点基础，当世界重新在这些方面有突破时，中国并没发挥应有的作用。果蝇是一例，用蛙做模式研究胚胎诱导是另一个例子。从上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两栖类研究推出发育生物学的高潮。这个时期培养的一些中国留欧学生如庄孝、童第周等把两栖类研究带到中国。这个模式从上世纪四十到八十年代中期，进展很少而做的人不多，我估计，以蛙做模式的实验室，同期美国稍微多一点，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庄孝、童第周在上海和北京分别领导一个研究所，中国的研究人数不会比其他国家少太多。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个领域研究再起高潮，中国却没有份，而且迄今中国也并没有因国际科学界起高潮而对此有更多重视，研究人员没有获得更多支持。这样一来，虽然中国长期维持了一个领域，却没有在科学发展上得到回报。究其原因，长期维持是因为两位老科学家的地位，而其后不再支持是因他们去世了。
以核转移技术为核心的动物克隆，中国以前学外国在低等动物（两栖类和鱼）做过。这是长期冷门的项目，世界上做的人很少。把这个技术从低等动物推到高等动物，在实际操作上，没有本质区别，靠不断的改进可以做到。但要在思想上认识到哺乳动物克隆的重要性，要有耐心。1997年Wilmut克隆多利羊以前，中国在人员和设备上都具备做哺乳动物克隆的条件，之所以没有做，可能还是因为欠缺创新精神和文化。
去年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许多十分热衷国际同行间的科学交流。中国科学工作者平时交流不够活跃。有些人甚至还怕别人知道自己做什么想什么。在中国举行的多数科技会议，对科学交流的热情也低于对热闹场面的追求。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常常是讲完就走，没有太多讨论和交流。这样的会议虽然有特定的作用，但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为科学家争相参加。中国和国际科学界相反，拿出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不太支持小型会议。我自己有亲身体会。中国举行国际遗传学大会时请我去过，效果和我想象的一样有限。而戈登会议是一个美国的小型精英会议，有很好的效果和很高的声誉。1998年在中国创立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戈登会议，得到美国科学家包括今年得奖的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维茨等支持。但因为这个会对象全是科学家和科学工作者，没有新闻界和行政官员参与，虽然有科学界人士认为它是中国土地上少有的好会，中国有专业领导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的支持很少，所以2000年后改在香港，主要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美国科学基金和香港科技大学资助。这样的会议科学效果好、国际支持多、对中国科学工作者有益，可中国并没有争取和推广这样的模式，而继续重视热闹的大会。这也是一种文化欠缺。轰轰烈烈的大会在中国也许能激动一些人，但也使有些人认为做好科学的目的就是能和高级领导一起登台。
去年得诺贝尔奖的三位科学家，不仅有杰出科学贡献，他们还创立了一个和谐和相互支持的科学社区。中国科学界的相互关系，目前还没达到理想状态。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以科学利益为最高原则、以学术标准为根本基础的科学文化。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人事纠纷，人事可以压倒学术，学术优良受损，学科发展减缓。中国科技界一些杰出的专家可以受制于一般的科技工作者。平庸之辈拖垮学术先进的危险，在中国科技界还没有根本解决。
我不认为自己的以上想法在中国科学界都是新奇的，但愿意公开提出，希望它成为推动改进的许多努力中的一部分。
人物链接
童第周（1902年－1979年）192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系。1930年获比利时比京大学科学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科学院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是我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
庄孝僡（1913年－1995年）1935年毕业于山东大学生物系。1936年赴德国慕尼黑大学深造，193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动物系教授、系主任。1950年起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1978年改名为中科院上海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中国细胞生物学的奠基人和创始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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