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中旬，当饶毅先生撰写的《中国科学选题的思考》和《中国科学决策机制弊端在哪里》两篇文字见诸本刊之后，笔者的电子邮箱忽然来了一批邮件，对两篇文章拍案叫好。也有不少读者打来电话表达他们对文章的认可与共鸣。科技界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把当天的本报带到相关会议上向全体与会者推介饶毅的观点。
然而坦率地说，要说饶毅的观点有多么新颖也未必。对于这些观点，笔者在编辑其他作者的文字时读到过，在科技管理机构的文件里看到过，在有关领导讲话时也听到过。
但为什么这些观点在别人那里没有引起共鸣，甚至连简单的关注也没有引来，而经过饶毅诠释就大不相同了呢？
我说，那是因为从事生命科学研究的饶毅善于使用显微镜来观察科学现象，又善于运用他所熟悉的基因组理论找出究竟哪一部分环节是我国科学事业的“致病基因”。由于有了显微镜和基因分析手段，饶毅的结论是具体而不是空泛的，是明确而不是闪烁其辞的，是一针见血而不是隔靴搔痒的。
在分析问题时，人们常说越是具体就越是深入。相反，如果我们把饶毅的以上两篇文章变成两句冠冕堂皇的呼吁或者号召，虽然别人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自己也不会因为这样的话而犯什么错误，但解决问题的效果却要大打折扣。倘若这样空谈问题的人太多，我国的科技事业怕是难得快速发展——因为科学容不得半点含糊。
从这个意义上说，让我们也来尽量具体地分析和思考饶毅先生今天提出的科学文化问题，并经常用科学的镜子照一照我们的思维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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