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艺术回顾展》在先生95诞辰之际在上海展出，这引起了我们又一次对他的缅怀。吴作人先生一生做过很多事，画过很多画，但集中起来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人品”与“艺品”。吴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博学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明之精髓铸就了他的文人气质和特有的人格魅力。
他爱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关心国家的进步与解放事业，关心人才的成长。他不仅仅是一位伟大的具有独特面貌的画家，而且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爱国者，一位“仁者”。1949年，他拒绝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邀请，为了支持徐悲鸿抵抗反动派的迫害，为了迎接解放，他和徐悲鸿一起接受毛主席的嘱托，反对国民党迁走北平艺专的企图，和地下党及进步师生一起保住了学校。解放以后北平艺专与华大三部等单位合并，分别建立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吴先生对事对人谦和宽厚，从没见过他厉声厉色。在公众场合讲话，还有些温温吞吞，有人说他“与世无争”，有人开玩笑叫他“吴温茂”。但在他一生中，在关键时刻却显出了在事关民族大事上的矜持，和艺术原则问题上的主见。除去上述“反南迁”的斗争之外，1954年在“印象派”讨论中对应允许多种多样美感形式的论辩、1956年对片面学习苏联素描教学的批评、1985年对艺术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答辩等等，无不显示出他刚毅不阿的另一面，正如他笔下的奔。
他对美术事业的关注、对后人的关心是十分令人感动的。1983年5月，他派我去巴黎处理潘玉良的遗作，他说潘玉良很爱国，虽旅居巴黎多年，一直还是中国籍，你去后除已留下的一部分给家属的作品之外，设法通过驻法使馆文化处全部运回北京。我和汤小铭在巴黎使馆库房中整理了半个月，这些作品现存在“潘玉良纪念馆”中。当时吴作人先生特别嘱我注意寻找常玉的遗作，他说常玉非常有才，但很潦倒，全部作品被一个法郎一幅卖掉了，在潘玉良遗物中可能有一幅，一定要保护好带回来。我们找到了这幅小小的油画，是一匹马，画在一块画了不知多少遍的画布上，同时又发现了几十幅常玉的速写，可能是潘玉良借用的留在了潘的遗物中。
在我们去巴黎之前吴先生告诉我，他的早年同窗吕霞光先生在巴黎多年，1982年吴先生访法时曾建议他在巴黎为中国艺术家买下一间画室，以作为中国艺术家和学子赴巴黎学习的居留之所，让我去巴黎时约见吕霞光夫妇落实此事。吕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一起到斯蒂里扎艺术城会见了主持人布鲁诺夫人，选好了画室的位置。吕霞光先生为筹集购置画室的资金，亲自给我们看了他的许多收藏，准备把它们卖掉，其中有十余幅齐白石1947年画的一尺见方的精品，吕先生希望请国内名家题上诗塘，以提高作品的身价。此后，吴先生根据吕霞光的要求，写了一篇亲笔信，分别送达李可染、李苦蝉、叶浅予、朱丹等大家，其文如下：“久未晤教，时念近况，想新岁纳福为颂！兹有恳者，吾有廿年代老同学侨居巴黎四十余年，有藏画若干幅，拟义售作为在国外捐购巴黎画室一所，供将来我国派赴法国研究美术、用作旅法期间居留之所，诚为后代学子谋益，故艺林上下交相赞助，谨此求为该藏画各题诗文，以增辉彩，谅高明好义为怀，必乐为倡助。附上已按尺寸裁就素笺数张，并希鉴收。我院邵大箴教授为此亲诣公寓，面陈详节至希接待，不胜感盼。端隶并致敬礼吴作人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二日”。朱丹见信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大红圈，用红笔写了“遵命题笺”。吴作人以一片至诚之心帮助吕霞光先生购买下了画室，至今已近20年，一批批中国画家到巴黎学习、办展，得到了它的恩惠！
吴作人国际美术基金会成立之初，吴先生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是过来人，深知在艺术的道路上有许多艰难困苦，我愿以自己的劳动筹集资金为后来者提供一些机会和创造一些条件……”这个基金会完全依靠吴先生劳动的收入支持着，奖励了众多的中外艺术青年和理论工作者，举行了全国艺术院校素描展和研讨会，从1996年至1997年4月在全国7个城市举行了19所美术院校的学生速写展和教师作品邀请展。吴先生的人格力量感动着参与工作的每一个人，所到之处，各院校工作人员放弃假日，各处展馆减免一切费用，展出期内老师带着学生，父母带着孩子，边远地区乘火车赶来参观。就在这次巡展的最后一站——上海美术馆开幕的当天深夜，吴先生辞世而去，当晚我在上海，放下由吴先生家属打来的电话，木然地承受着这一事实。为了继续吴先生开创的事业，全国130余位著名画家、雕塑家向基金会捐赠了170余件精美的美术作品，以期建立美术奖励活动的基金。试问世界上能有几位艺术家有如此持久的人格感召力？
我虽然是吴先生的学生，但是我读懂吴先生的画却是在中年以后，带着少年时代对华丽的爱好与浮躁是很难读懂的，随着年龄的增长，才日益清晰地感到在吴先生的作品中有一种别人缺少的、又很难学的东西，时间越长越感到它所具有的魅力。
我过去看画十分注重于作品的“题材”与“内容”，我又多画“革命历史画”，更是以反映生活的深度和直接的教化功能为尺度。在吴先生的画中，他也画过“过雪山”、“孙中山与李大钊”等重大历史题材，在他的水墨画中也很注重教化的作用，他画苍鹰的搏击千里、牦牛的猛进、骆驼的任重致远，以至祖国的珍异——熊猫等。但在超乎这些直接含意之上，贯穿于这些作品之中，却蕴含着他特有的“神”。在他笔下那些并无特殊含意的玄鹄、金鱼中，在他的写生中，在他信笔留下的纸墨中，也都同样能感到吴先生这种特有的“神”的存在。经过多年的咀嚼，我才悟到它是吴画中的精华所在，它在无形中给人的东西并不少于直接意义上的“内容”，它以更持久、更深层的力量给人以心灵的陶冶。他这种特有的“神”，以清明、大度、进取、平和、雄强的精神力量，给人以心灵和道德的净化。一个艺术家虽有熟练的技巧，能尽对象之毫发，却多不能具备这种神韵的力量，而这却是成就大家的要素。吴先生作品这种特有的魅力，是通过对艺术法则的独到把握传达于笔端的。在吴先生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到他对艺术表现上诸对立因素的自觉调度，他大张大合地拉开矛盾的跨度，却又从容地找到它们的合力，从无我到有我，在对虚与实、黑与白、简与繁、抽象与具象的处理上，都显示了他调度自如的能力。
简约含蓄是吴先生艺术语言的一个特点，但他的简又基于严，他要求“举要治繁”，“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却什么都有”。他的黑与白是那么清明醒目，他的虚与实留给人的是无限想象的空间，他的笔锋墨色精到简约，不以无限加工为精，不以无休刻画为真，自然恬淡，如清风明月，和谐地抒发他自己的诗情，表达他胸中的“意”。“意”是他的“魂”，也是作者的理想、人格，也是他自己，读他的画就像读他这个人的心。
吴先生属于书卷型画家，风流儒雅世所公认，但他又是一个入世的人，他没有文人的孤高，在他的画中，“大雅”与“通俗”取得了自然的统一。吴先生的画在平和恬淡中蕴含着雄强，他的雄强不是霸悍，在平和中包涵着奔放的激情，内在的力。就是这样，他在真与不真、至简与至精、具象与抽象、客观与主观、大雅与通俗、阳刚与阴柔、中法与西法、传统与创新之间，找到了属于吴作人的美。这美来源于他的多侧面的完美品格、深厚的文化素养和诗人的情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