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话剧舞台上演的新戏多是翻译剧目或根据翻译作品改编的剧目，如中国煤矿文工团话剧团的《死亡与少女》，北京人艺的《足球俱乐部》，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萨勒姆的女巫》、《老妇还乡》，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背叛》、《秋千情人》、《装聋作哑》等等。舞台上大量演出外国戏这个表面现象，所暴露的是中国戏剧创作的萎缩。
中国话剧缺少好作品，这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我认为，急功近利恰恰是造成目前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剧作家的心态浮躁是与经济大潮的冲击和影视剧的影响有关，而有些戏剧领导者的心态浮躁则与戏剧评奖有关。剧作家的心态浮躁主要表现为：一是不重视生活积累，不研究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心态变化，只凭着历史经验和玩弄“小聪明”在创作时走捷径；二是思想修养不够，实在说，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缺乏认识生活、分析生活的能力，不能从生活中提出问题，也没有独特的创作视角，作品平平淡淡，没有吸引力。曹禺的《雷雨》之所以能在“五四”时期众多的“家庭剧”中脱颖而出，除了他对旧式家庭的深入研究、深刻体会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在作品中体现出了高人一筹的思想。田汉在时间紧、历史资料缺乏的情况下成功地创作了《关汉卿》，首先在于他对历史人物价值的充分认识，另外他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也对他完成历史人物的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没有好作品，是因为缺少优秀的剧作家。尽管在戏剧舞台演出中，导演、演员的艺术创造很重要，但首先要有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可以使好的剧本锦上添花，但是，再好的导演也不可能在“朽木”上雕出“花”来，更不用说做“无米之炊”了。戏剧历史发展的每一步都是与优秀的剧作家的名字紧密联系着的，我们一谈到曹禺、郭沫若、田汉、老舍，头脑中立刻会闪现出《雷雨》、《蔡文姬》、《关汉卿》、《茶馆》等作品来；谈到新时期戏剧的发展，我们也会想到苏叔阳的《丹心谱》、李龙云的《小井胡同》、刘锦云的《狗儿爷涅》、中杰英的《北京大爷》、杨利民的《地质师》、沈虹光的《同船过渡》等等。正是他们的这些闪光的剧作支撑起话剧舞台这座艺术大厦，吸引和培养了无数的话剧观众。然而在今天，一些作家的创作思维常常受着非艺术因素的束缚与困扰，不能专注地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而一些领导者也常常把剧作家当成“工具”使用，让他们写一些他们不熟悉的题材，或是为了争“奖”而搞“急就章”式的创作，使作家不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
没有好作品，还要去争“奖”，怎么办？只好在舞台创作上“下功夫”——找名导演，不惜血本地搞“大制作”，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话剧作品内容上的“贫血”和舞台演出形式的“虚胖”。然而，这终究掩盖不了话剧创作所存在的问题。从这个角度说，近年来话剧舞台上竞相上演“洋话剧”，正是人们试图改变话剧现状的一种努力。在缺少好剧本的情况下，多演一些外国名剧来满足观众艺术欣赏的需求，以此促进我们自己的创作，以达到借“火”燎原的目的，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但这终非长久之策，中国话剧要发展，应该有自己的好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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