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到辽海出版社出版的《闲堂诗学》一书，深有感焉。
《闲堂诗学》是已故著名学者程千帆教授中国诗学研究著作。“闲堂”者，千帆先生自号也。是书精选千帆先生自上个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半个世纪的诗学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和诗作凡40余万字，体现了千帆先生在中国诗学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
20世纪的后半叶，在中国的学坛上，千帆先生的名字是无人不晓的。千帆先生旧学邃密、新知精宏，文史兼治，考论融通，且以其对诗学的终生执着，创造了许多厚重而独具慧眼的研究成果。这在《闲堂诗学》中得到了清晰的体现。
在诗歌研究方面，千帆先生有明确的方法意识，在其自述中说：“我希望能够做到资料考证与艺术分析并重；背景探索与作品本身并重；某一诗人或某篇作品的独特个性与他或它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流派的总体中的位置，及其与其他诗人或作品的关系并重。我宁可从某些具体对象入手，然后从中概括出某项可能成立的规律来，而不愿从已有的概念出发，将研究对象套入现成的模式。”
千帆先生的“夫子自道”，是最能说明其治学特点的。训诂与校雠，千帆先生于兹最为精到，这在《闲堂诗学》中的一些文章如《李白〈丁都护歌〉“芒砀”解》、《读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记疑》、《李商隐〈锦瑟〉诗张〈笺〉补正》等，千帆先生都是通过训诂与校雠的方法，解决了一些疑难的和似是而非的问题。另一些文章则侧重于从理论的视角进行研究，如《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韩愈以文为诗说》、《相同的题材与不相同的主题、形象、风格》、《论唐人边塞诗中地名的方位、距离及其类似问题》等，都是从作品实感出发、而上升到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问题的力作。恰如周勋初先生对这类诗的评价：“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应用了现代文学理论上的知识，视野也更开阔了。得出的结论，具有更广泛的参考价值。”而我觉得，即使是像“一与多”或“以文为诗”论这样具有鲜明理论色彩和重大理论价值的问题，千帆先生也不是从先入为主的理论观念出发来套作品以得出结论——这样是较为省力气的作法；而是从大量的具体审美体验中抽象出来的理论命题。一与多，本来是中国哲学史的重要范畴，但是千帆先生则以此种辩证思维来感悟中国古典诗词，指出其各式各样的体现，并由此升发诗歌美学的命题。读之使人大受启发。从亲感出发而上升到理论，这是千帆先生的重要诗学观念。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诗来自感。作诗，必须对外物有其独特的感发；评诗，也要对作品有其独特的感受。”
对于具体诗学问题的考察，先生是置于一个大的背景之下的。这方面，千帆先生的高足张伯伟教授有明确的阐述，他说：“他（指程先生）解剖问题的切入口往往是某一作家、某一作品甚是某一诗句。他往往是将某一问题放在一个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再从一个别问题导引出一般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程先生解决问题，往往从个别到一般，由具体见普遍。这固然是因为他重视具体作品而又有全局通识的缘故，同时，也是因为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结论更加深切著明。”所论甚是中肯。
中国诗学研究有非常久远的历史，有非常丰富的治学经验，有浩如烟海的学术成果。但新世纪的诗学研究，仍有许多的新的问题有待于探索。《闲堂诗学》的问世，提供给我们以具有时代意义的借鉴。
《闲堂诗学》
程千帆著
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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