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绍兴轻纺科技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建平，因为杀妻分尸，今年4月，被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但却有近200人上书法院，为他求情，其中多数为知识阶层人士，理由是他为中国纺织行业做出过突出贡献。
难道在杀人前对中国轻纺技术行业作出过突出贡献，就可以不被判处死刑吗？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纵观徐建平一案，徐在杀妻后，为掩盖其行为，将妻子的尸体肢解，抛尸灭迹后潜逃外地，直至被警方抓获归案。徐的犯罪事实清楚，且情节恶劣，自然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很大，实属罪大恶极，被判处死刑是大快人心的。
虽然不可否认，徐建平在实施犯罪前的确曾有多项国家专利，在中国纺织技术领域的贡献，业内有着广泛的认同。其二审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法律规定，有重大立功表现的罪犯可以从轻处罚，并认为，参照此条，有重大社会贡献的罪犯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并列举1999年5月5日，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对一名已核准死刑的罪犯进行改判，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改判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该罪犯在羁押期有3项实用新型设计被国家专利局授权专利。然而，笔者的不同意见是，《刑法》第六十八条所指的“有重大立功表现的”，是指被捕以后的行为，并非是说“前功”可以抵“后过”。虽说在关押期间，徐还争分夺秒赶制技术发明的图文材料，完成了3项实用新型技术，专家均评价很高。然而，对于没有获得国家专利或没有得到验证的发明成果，就认为有重大社会贡献，这样的辩护显然是在为死刑犯于法无据免死进行诡辩。
对与许多科技界人士主张让徐“戴罪立功”，并称从长计议留下徐建平一命，对家庭、对企业、对地方经济、对轻纺科技、对国家纺织行业都是理想选择的呼吁，我不以为然，而是觉得这些科技界人士的想法简直是法盲之举。《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然而，已有45岁的徐建平犯下的却是杀妻分尸极其严重的罪行，如果对其法外施恩，不仅是对神圣法律的亵渎，更是有悖于我国严谨、严肃、严格的法治精神。
法律不讲人情，更不是为犯罪前对社会有突出贡献的人制定的。我们看到，包括人大代表在内的吁请枪下留人的说情者，其观点并不是针对法律程序或是量刑不当而提出的，只是缘于徐建平为中国纺织行业、为地方轻纺科技事业作出过的突出贡献。这样的吁请显然凸现的是“人治”思想，脱离了我国的法治宗旨。
从法律公正、公平、严格、严肃的角度讲，同是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因有说情者，曾有过贡献的就可以免于死刑，这种犯罪后的不平等待遇，公然违反了法治的平等原则。我们知道，法律正义有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之分，而程序正义是实质正义的前提。从以往的极少数枪下留人案来看，表现出的实质正义都是给被判处死刑的罪犯以公正，而不仅仅是为了留人而留人。而从徐建平一案来讲，如果其真是“罪不当杀”就应该留人，可是，徐犯罪情节严重，手段残忍，实属罪不可赦。而一些人枪下留人的吁请不是出于法律正义，更多的却是“饶他一命也不妨”的心理。试想，如果为了留人而留人，为了实现所谓的“吁请正义”，而置法律程序、法律正义、法律的严肃性于不顾，将一个杀人犯留下，那才是对法律正义的最大践踏。
据悉，在众多人为其免死吁请的同时，徐建平也写下“万言书”，希望通过贡献社会洗刷自己的罪过，给自己一次再生的机会，并已向上级法院提起上诉。对于这一起有关人士要求“枪下留人”的杀人案进入二审阶段后，会不会产生“法治”与“人治”的交锋，是否会影响公正的判决，人们将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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