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对经济有何启示

记者：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总要经历各种各样的灾害，我国每年也发生许多灾害，但这次非典对我们的冲击好像更大，您认为非典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与其它灾害相比有何不同？

齐建国：“非典”作为一种恶性传染疾病对经济增长具有严重的负面影响。从原理上说，非典传播本身不是经济危机，但它对经济形成了严重的外在冲击。“非典”的传播特征决定了它首先直接冲击以人员流动和接触为主要交易形式的经济部门。“非典”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机制是，从减少人流开始，按照人流—物流—资金流的相继减少顺序削弱经济活动的频率，进而使经济增长势头受到抑制。因此，首当其冲受“非典”影响的经济部门是旅游（包括商务旅游）、会展、娱乐、教育与培训、正常的医疗等产业。这些产业经济活动的减少将会使交通、餐饮、宾馆、商业零售业等受到冲击。这些直接受冲击的产业和相关产业的收入就会下降，并导致社会需求减少。

“非典”造成的直接染病人数和死亡人数危害远远不如一场大地震和1998年特大洪水那样严重，但由于它感染性强，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里恐慌，使人员的各种近距离接触活动在恐惧心理驱使下急剧下降，除了生存和防治“非典”必需的消费以外的消费活动和经济活动大幅度减少，这便严重抑制了相应产业的发展和经济总量的增长。

记者：为减少非典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应该重点抓好哪些工作？哪些行业会有所作为？

齐建国：截至到6月10日，“非典”疫情已经得到明显有效的控制。现在许多人在讨论“后非典社会”或“后非典经济”问题。我的观点是，“减少非典的损失”，或“将非典的损失夺回来”等提法是危险的。中央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一手抓经济建设是对的。但要正确贯彻“新两手抓”的方针。不能盲目地大上项目追加投资。还是要把经济效益和结构调整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要防止盲目追求数字上的高速度，而是要追求增长的质量。

“非典”过后，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国家经济建设的重点和目标。首先政府应该将社会公共安全（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社会福利作为公共投资的重点领域，加强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以此拉动公共内需。其次，要继续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更大限度地为非国有经济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以此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第三，要进一步放宽农民工进入城市就业的限制，淡化大中城市的户籍功能，加速城市化进程，以此全面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第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要时可以增发农村和中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特别国债，改善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居民的生活环境；第五，进一步改善社会消费环境，清除制约消费的障碍（如汽车消费、住房消费等都存在人为障碍），通过刺激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第六，继续调整垄断行业的治理和竞争结构，促进竞争，刺激消费（例如，降低非典期间高速发展的IT产业的垄断价格可以大大促进IT产业的消费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着消费升级的变化，汽车社会正在来临，住房消费已经成为热点，卫生健康和旅游消费正在成为时尚。这些大趋势不会因为非典而逆转。因此，汽车、房地产、卫生保健、旅游、信息服务，以及与此相关的汽车修理服务业、家居装修服务业、建筑及相关设备材料制造业、家用电器与信息产品制造业等等都是具有市场潜力的产业。

记者：“非典”对我国经济的冲击不小，政府和全社会为抗击“非典”齐心协力，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您认为“非典”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有何启示？

齐建国：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我们的各级政府过去过于重视经济增长，把GDP作为主要的追求目标和业绩指标，对社会福利的提高重视不够，重视可转化成经济效果的硬件公共产品的供给（如高速公路等），忽视不可直接转换成经济指标的软公共产品供给（如公共卫生与环境保护）。因此，政府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应该调整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并重。因为GDP与社会福利之间并非强正相关，GDP包含许多非社会福利因素。如吸毒、赌博、色情、灾害都可以引起GDP增加，但他们会使社会福利下降。

其次，我们的社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应该继续加速调整。4月份和5月初农村“非典”患者前往城市救治、落后地区的“非典”患者前往发达城市救治，低收入“非典”患者因惧怕高额医疗费而不及时前往医院救治，贻误病情等，这些都对“非典”的扩散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后果。这样的现象源于中国城乡和地区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太差，病患者身带病毒在亲人陪同下通过公共交通系统前往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救治，使得“非典”这样的恶性灾难加速扩散。因此，调整过渡不平衡的二元结构，构建较为完善的基层医疗防护体系，提高落后地区的医疗福利水平，是防止“非典”这样的突发灾难的重要途径之一。事实证明，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过大不利于社会安全。在人类共同的灾害面前，富裕地区和富裕人群也不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