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剑桥大学的分子生物实验室,在50年前不仅完成了DNA结构模型,它还造就了12个诺贝尔奖,成为世界科学史上少有的著名研究机构。其突出的原创性科学,不是通过计划产生的,而是以优良科研环境和管理体制鼓励杰出科学家发挥才智、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来实现的。
该实验室前身是19世纪后期建立的著名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它当时聚集了一大批物理领域杰出科学家,如首任主任麦克斯韦是著名电动力学和电磁理论专家;瑞利获1904年诺贝尔物理奖;汤普森获1906年物理奖;芦瑟福获1908年化学奖;布拉格父子获1915年物理奖等。
桑格获1958年化学奖,他还发明了DNA测序方法获1980年化学奖;华生和克里克的DNA结构模型1962年获医学奖;佩鲁兹和肯德鲁解出蛋白质结构获1962年化学奖;克鲁格获1982年化学奖;米尔斯坦和克勒获1984年医学奖。沃克获1997年化学奖;布勒纳、萨尔斯顿和霍维茨获2002年医学奖等。实验室对这些技术没有申请专利,它们成为对全人类的贡献。
该实验室建于1947年,当时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小布拉格向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提出建立“生物系统的分子结构单元”,1962年扩大为“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集聚了一批著名生物学家,成为一大型研究所,有66个课题组、2百多研究人员。
其科学环境和管理是精英管理的典型。从20世纪40年代起,其研究经费就从来不需要研究人员发愁,许多研究员从没写过经费申请。主要由实验室主任申请经费,便于研究人员集中精力搞科研。
其人才队伍采取精英评价制,根据对科学才能的洞察力、对科学研究的深刻理解选拔人才,支持研究。它不在意发表论文数目也不在乎在什么杂志发表,而看重扎扎实实、有长期深远或重大意义的研究,忌好大喜功、大规模攻关。佩鲁兹对血红蛋白结构研究于1939年开始,到1959年才获重要成果。布勒纳1963年开始线虫研究,1974年才有第一篇论文。不少著名专家的论文不多,没人在后面催赶,否则很难说他们能做出那些优秀贡献。佩鲁兹和萨尔斯顿缓慢研究时,还是无名小人物。正是其优越的科研环境和专家管理体制,才使有才华的科学家对科学生涯有信赖和追求,不必用论文衡量,而去努力追求最重要的发现。
其科学家不分年资互相激励支持,不贪他人之功,形成良性循环。布拉格用自己的诺贝尔奖声望支持佩鲁兹和肯德鲁,后两者又支持克里克和华生做与导师课题无关的研究。1953年克里克和华生研究出DNA结构后,两位导师无丝毫妒忌,继续自己的研究,1959年才有较好结果,4位昔日师生1962年在斯德哥尔摩同台获奖。佩鲁兹支持布勒纳甘冒许多人笑话而研究线虫;布勒纳支持萨尔斯顿和霍维茨做胚胎分析;桑格支持米尔斯坦进行和自己不同的抗体研究。这样良好风气才推动不断产生卓越成就。
实验室重视科学家的工作而不在乎他们的性格和研究风格,既有华生、克里克、布勒纳等才华溢于言表者,也有佩鲁兹、桑格等性格随和低调者,他们都其乐无比地勤奋研究,风格迥异而互补,敬重对方科学内涵而不在乎外表性格。
实验室位于英国上流教育中心,但它兼容并蓄,广纳各地人才,重用真才实学者。既有赫胥黎这样科学世家后代,也有佩鲁兹、克鲁格和布勒纳那样的流亡穷犹太人,还有华生那样的急性美国人以及米尔斯坦那样逃离政治迫害的避难者。
其科研体制和模式不同于美国目前占主导地位的较重视论文的模式。目前德国最重要研究机构马普学会也不同于美国模式,马普用较大量经费支持两百多个实验室,鼓励长期基础科研。这些成功的科研体制和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