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明、黄传会、解海龙是近年报告文学和摄影界三个叫得响的名字，把他们的名字放在一起，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都屡屡获奖，而是因为他们的创作生活如此相似，这就是始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
《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这些大气磅礴、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告文学作品使人记住了何建明这个名字。但许多人不知道，这些作品都是担任《中国作家》杂志副主编的何建明工作之余的呕心之作。他的20多部文学著作触角大都伸向现实的、动态的社会问题，着力表现的是大众的、关乎国计民生的东西。
《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是记录三峡百万移民壮举的一部力作。为此何建明曾三赴三峡。第一次去，从早上6点从家里动身，水、陆、空折腾了20多个小时，才到达那个叫水口村的地方。第二次是一年当中最热的7月，却没有生活用水，为了不给干部群众添麻烦，住在当地供销社的何建明硬是5天没洗澡、没换衣服，完完全全地将自己融进现场。他笔下那些朴实善良的老百姓、兢兢业业的移民干部、运筹帷幄的科学家多是从这样的第一现场来的，他觉得越是这样的时候，为社会做点什么的冲动就越强烈。有人评论：“读何建明的这篇作品，真切地感受到一颗火焰般的心在跳动”。
除了个别任务，何建明的采访基本都是自费和挤自己的时间。《落泪是金》这部反映我国贫困大学生的作品前期调查主要是在高校，采访时间必须放在学生的课余，也就是中午、晚上和周末这些他自己的休息时间。就是用这些业余时间他一所一所地走了60多所大学，调查采访300余名师生。
这样的苦不是所有作家都能吃、都愿意吃的。但何建明这样看：“作家只有真正走到人民中间才能明白自己最应该做什么”。他说他并不反对表现自我的个人化的写作，但那真的不是作家的使命。“一个生长在21世纪的作家，特别是一个被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充满种种不确定因素的社会生活冲撞和激荡着的作家，不能过分沉浸在个人的天地里，而应首先去写反映社会和时代主流的东西”。他确信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责任感问题。
每一次社会调查之后，何建明都要进行细细的梳理和提炼。他认为作家首先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政治家、社会学家，判断分析问题尤其讲究深刻、细腻，这也是文学能够产生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海军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黄传会最近刚从闽北山区回来，这次他一连走了五座大山，采访了包括“半年生活在云雾里的”哨所。这个作家队伍中的海军大校，多年前就已把我国有人驻守的小岛跑遍了。
除了军队基层，黄传会是对普通老百姓的生存状态最为关注的中国作家之一。1990年他曾应邀到太行山调查采访，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他不停地在各地偏远贫困的地方行走，为那些没有条件享受教育权利的山里孩子寻求社会帮助。他的报告文学《托起明天的太阳》打动了许许多多的人。老作家冰心看后，曾百感交集地写文章推荐给大家来读。
黄传会很认同一句话：“如果你要想了解中国国情，你就去坐慢车。”那些在偏远山路上跋涉的日子，总会一次次激发起黄传会的创作冲动，写完山区的孩子，他又把目光投向少为人知的乡村教师，认为他们是中国基础教育的半壁江山，是和平年代最可爱的人。为了这部《中国山村教师》，黄传会半年时间里走了四五个省的上百所学校。他睡过穷乡陋校的课桌，和老师们一起吃烧土豆和咸菜。在广西平果县汤那屯，为了款待他，几位平时很少吃肉的乡村教师买了一点羊肉，熬成汤，再放上玉米面，平时忌吃羊肉的黄传会毫不含糊地端起喝下，人们不再感到和他有什么距离。在贵州深山区，走几里路要折腾一个多小时，有时连机耕道也没有了。这种时候，恰是他灵感和文思最活跃的时候。在那些中国最普通的人和事中间，他感受着那些撑起民族精神的不屈的脊梁，一次次得到心灵的净化，书写作家的神圣忧思。
基层的调查采访给了黄传会写不完的题材，也使他与贫困和反贫困问题结缘。从太行山、沂蒙山、大别山到十万大山，从黄河、淮河、赤水河到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他到过二十多个省的近百个贫困县，写下《中国贫困警示录》等多部与贫困有关的作品，被称为“反贫困作家”。感受贫困是沉重的。但黄传会说，一个作家连正视贫困的勇气都没有，还有什么良心可言？反映贫困，不是为了暴露贫困，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贫困，去共同战胜和消除贫困。
在年复一年的创作中，冰心先生生前和他讲过的一句话常在他耳边回响：“趁年轻走得动，你应该多到人民中去，多到生活中去……”黄传会觉得这些老一辈作家看重的东西从来不会过时。
解海龙有许多比他的名字知名得多的作品，不知情的人总会以为他是位幸运的摄影家。其实他的成功也是在经历了洗刷灵魂的内心拷问中获得的。十几年前，他曾是一度狂热追逐各种摄影奖的“获奖专业户”，“每天喝着小酒喜滋滋过日子”。这时一位摄影前辈的话震动了他：你有灵气，也有成熟的技巧，但靠这两样怕很难拍出“有嚼头”的作品。
在那把图像语言符号化的创作还有很大惯性的时候，解海龙开始读书和思索，重新审视自己作品，由此放下内心的浮躁，重新回到零的起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在山西、河北、内蒙古的农村，他见到的那些用自己的头发换学费的孩子，那些背着柴站在学校门口不肯走的孩子，感到震动和内心刺痛。当他对基础教育有相当的了解和创作积累之后，主动向青基会提出，义务拍摄照片，用快门在这希望的田野“掘一口深井，不见水，不罢休”。
他展开中国版图，凡是等高线密的地方就划圈，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全圈了进去。为此去过吃方便面、住廉价的招待所、乘坐慢车的日子。他在火车上过过年初一，在长途汽车上对付过拿刀的劫匪。多年来他行程两万多公里，走了26个省的128个县，经常是流着泪采访，流着泪拍摄。无数颗心被他那有强烈冲击力的作品撼动着。其中“大眼睛”抑郁而充满渴望的眼神几乎成了希望工程的标识，与海内外亿万中国人的目光默默对视。他的摄影展被相继请到各地，请到了台湾，甚至美国，每一次影展都会引起自发的倾情捐献。
当过兵、进过工厂的解海龙说他热衷到基层去淘那些埋在沙子里的金子，曾一年内分别到地震、大火和抗洪一线采访。他还喜欢到农村，一到农村思想就流畅和灵动起来。他在抗洪一线拍摄的《悲壮的弃守》、反映农村助残主题的《亦真亦幻难取舍》、《落落的故事》都曾引起很强的社会反响。今年“五一”前后，在非典袭击北京的时候，已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的解海龙再次披挂上阵。他还经常现身说法，给他这个行当的青年朋友讲“三贴近”于一个摄影工作者的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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