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初读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见序中有陶氏“避兵三吴间，有田一廛……辍耕休于树阴，抱膝而啸，鼓腹而歌，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之语，不禁惊讶。陶氏生于宋后，造纸业非常发达，既有田产，何故不买纸张而书于树叶之上？树叶装入破盎，埋入地下，将来如何整理？继而读到“日家观命法”，又见其说“《安命例》凡十叶，有术士以其例节为一叶”，才知“叶”不是“树叶”，而是今人所说的“书页”。
“树叶”和“书页”，音同而义异，二者为何相通？从描述的角度，或比喻、象征手法而言，书册与树叶迭积串穿近似，而与本指“头颅”之“页”相去甚远。清人叶德辉早就发现这一问题，他在《书林清话》里说：“今俗称书一纸为一页。按：《说文解字》页部‘首’云：头也。……是页为稽首之‘首’本字，于书无与也。其字又作‘叶’，自有书本，即有此名。……吾尝疑‘叶’名之缘起，当本于佛经之梵贝书。释氏书言西域无纸，以贝多树叶写经，亦称经文为梵夹书。此则以一翻为一叶，其名实颇符。不然，草木之叶，于典册之式何涉哉！”
叶德辉推测书“页”来源于树叶之“叶”，确实如此。然而印度人以树叶书写佛经，并不能作为中国“书叶”之发轫。贝叶写经之事，最早见于《大唐西域记》记载：天竺国“有多罗树林，周三十余里，其叶长广，其色光润，诸国书写，莫不采用。”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则说，多罗树叶“长六七丈，经冬不凋”，将这种页子剪裁下来，装订成册，便称“贝多”。可是早在唐代之前，中国人便有“书叶”佳话。因此杨炯才有“菊花宜泛酒，蒲叶好裁书”的名句，至于“东坡居士谪居儋耳，无地可居，偃息于桄榔林中，摘叶书铭，以记其处”，就更是文人痛苦中的美谈了。所有这些事例，都与佛经无干。
也许有人会说，释迦牟尼生活于中国的孔子时期，孔子弟子们将先生的语录取名《论语》记在简册上，释迦牟尼弟子就地取材，使用多罗树叶子，虽然树叶不如竹简耐用，佛国“书叶”历史，还比东土要早。非也，非也。司马迁《史记》曾载，早在佛祖诞生之前五六百年，周成王就开始用桐叶来写诏书了。我甚至怀疑，中国人“书叶”的历史，可能与伏羲画八卦一样遥远，因为南北朝时的庾元威在《论书》之中，总结自古以来汉字有五十来种写法（比眼下电脑上的字体还要丰富），除了众人皆知的籀书、隶篆、蝌蚪文外，还专门列举了“虫食叶书”。这种从虫儿在树叶上留下的遗迹得到启发而创作的“书法”，说它与文字同源，可能都不过分。
印刷术肇自唐朝，兴于五代，大盛于宋，书册的形成，也正在这个时候。饶有趣味的是，刚兴起的书册与“页”无关，相反跟“叶”密不可分。欧阳修《归田录》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备检用者，卷轴难数卷舒，故以叶子写之……因以为名尔。”原来这种类似“简策”、“书签”以备检索使用的“纸叶子”，才是后来装订成册的“书页”的滥觞。
宋元印书，已在外口印有一、二、三等数字，但它都称“叶”。因为“叶”有正反两面，这与当时折起来装订的书籍正相吻合。许多“叶”合装成册，称为“叶子册”（见《邵氏闻见后录》）。宋人徐度说王彦朝每每得到好书，“必以鄂州蒲圻县纸为册，以其紧慢、厚薄得中也，每册不过三四十叶”；僧文莹的《玉堂嘉话》记载宋初杜镐博闻强记：“公凡戒检书吏曰：‘某事，在某书某卷几叶几行’，覆之未尝有差。”他还说看到唐人吴彩鸾的《龙鳞楷韵》，“其册共五十四叶，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尽管该书的真伪值得怀疑，但“卷”下称“叶”而不称“页”，却是有目共睹，因此把陶宗仪在纸上写字称为“书叶”，也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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